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之死成为舆论的焦点问题，由于对其死因的两种不同版本的报道，引发了公民激烈的讨论，大部分民间声音“充斥着直接的嘲讽甚至谩骂”。现在，民间关注点转移到由议论或怀疑县委书记之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对官员的信任危机上。一位叫刘满平的作者撰文指出，“网民之所以不相信官方的说法，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如今社会中存在对官员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使一些人在下意识里从憎恨腐败本身发展到对官员的反感，甚至达到见到当官的就骂，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来为某些类型的官员下评判。这种失衡的心态使得某些类型的官员在一些人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公信力急剧下降”(《县委书记之死与官员信任危机》《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7日)。

　　表面上看，现在的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确实已大打折扣，公众不再相信宣传出来的典型，即使是经过“权威部门”调查之后公布的事实真相，公众也要怀疑三分。但是，所谓社会对官员的信任危机其实也只是个伪命题，而且公民在民间对官员产生这样的评判其心态并非“失衡”，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态。刘满平的潜在的逻辑推论是，社会对官员产生信任危机会导致官员权力危机，由此再导致社会危机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这有些言过其实了，或是杞人忧天，因为：一、不管公众对官员是否产生信任危机，官员的执政地位仍然是难以撼动的，不会因为公众怀疑，他就会自动下台；二、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仍然具有超常的“纠错功能”，对个别腐败官员进行依法惩治，但这不影响多数官员的执政地位和形象；三、公众对官员的议论和怀疑是公民社会的正常现象，是公民民主意识觉醒的表征，即使公众对官员产生信任危机也是公民社会最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没有必要对之大惊小怪，没有议论才是非正常的。

　　中国古代也有谏官，但那是官员对官员的“议论”(弹劾)而非百姓对官员之谏。中国自古至今，百姓对官员的态度经历过这样的几个阶段，即畏官-敬官-疑官-议官-讽官。由畏官到讽官，表明中国百姓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表明一个公民社会正在民间逐渐形成，表明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的成长。以前，中国百姓在民间也只不过议论家长里短，传播一些奇闻轶事，如果要议论朝政是要被杀头的。现在公民敢于关心国家大事，敢于对官员进行冷嘲热讽，即使是“如此强烈而且偏激”，但这也是很难得的民主现象。

　　有人说，现在对官员过于泛滥的议论已经超越了当事人和事件的本身，已经触及官员的隐私权，侵犯了官员的人格尊严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只要你想当官，想做一个公职人员，你就得接受公民挑剔的目光的审视，你就要有这样的胸怀，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格境界。

　　也许有人会担心，公民这种肆无忌惮的议论，会造成社会非理性的泛滥，这种非理性会冲决理性的堤坝，造成社会的混乱。我想，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杰弗逊指出：“众人们在运用理智时，个别的公民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集合体，必然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相信大多数公民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而非怀疑或压制，这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杰弗逊说：“人民是其统治者的惟一监督。”因为“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是政府惟一的可靠的保护人。”有这样好的人民(公民)，何怕公民之议论呢？只有人民才是政府的监督者，有了这样的认识，何怕社会对官员产生信任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