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振军
我敢打赌，别说江湖乡野的草民众生了，就连饱读诗书又常常看报“学习”的文化人，恐怕也有十之七八不知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个叫“公机会”专门机构。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2003年11月7日偶然看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节目，报道才上任数月的香港“公机会”主席辞职的新闻，才知道有这个部门的。那么，什么叫“公机会”呢？它的全称是
“公平机会委员会”。它有什么职责、什么权利、什么任务，我没有专门研究，故说不出子丑寅卯。但望文生义、依照常识斗胆推测一下，估计它是代表民众行使民主、监督政府阳光作业，杜绝权力部门暗箱操作、营私舞弊，保障人民、企业、商家在政治、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取公平的竞争机会的。
机会也需要公平均衡的分布与给予吗？太需要了。这个问题，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当今很多官场上有权、商场上有钱、情场上有“艳”的成功人士，其实在当初上第一个台阶、掘第一桶黄金、抛第一个秋波的时候，就享受到了机会倾斜的实惠。我有个朋友多次向我喟叹他的切身体会：10年前，他毕业于武汉一所全国重点高校，经亲戚推荐，进入某省辖市市直部门，谨小慎微、死拼苦打了3000多天，才混上个正科级副科长；而与他同班同寝室的一名同学，不但学习成绩平平，而且其它方面也无过人之处，可因为是北京人，又有一个做高官的老爸，毕业后直接分到了国家某重要权力部门，三年副处五年正处，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升副厅了。这还不算。由于它所在的部门权力大的惊人，运作很多在基层的干部看来难如登天的重大事宜，轻如飞燕、易如反掌，因此出京后牛的像“钦差”，常常被地方的要员前呼后拥、笑脸相迎，好处自然也没少捞。老婆也换到第三任了，据说个个都是“美少女”。我曾问我的朋友：你是不是最倒霉的？他说不是，比他惨的兄弟多的是。如某个家在西部偏远山区的同学，分到了老家乡政府所在当地的中学教书，月工资在250元至300元之间，且一年只能顺利拿到手十个月薪水。更倒霉的是山里面知识女性奇缺，五大三粗的巾帼“英雄”他又看不上，如今三十大几了连个老婆也没讨到。你瞧，这机会不平等有多厉害，简直是既能把一个人轻易地整到九重太空，又能把一个人莫名地扁到十八层地穴。
经商办企业的由于机会不平等所造成利润差异与现实际遇反差就更惊人了。我有个同学，二十多年前就搞房地产，起步阶段是掂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求爷爷告奶奶，见神敬神见佛拜佛；创业阶段是拳打脚踢、摸爬滚打，夜当昼使、风餐露宿而今肠胃喝坏了，头发变白了，牙齿脱落了，聚财不过区区百十来万而已。就这在我们那一带的房地产界也已经是了不得的财主与能人了。可是，在河北搞房地产的程慕阳程老板呢？就因为他老爸是大名鼎鼎的程维高，一涉足房地产界，第一笔生意一把就赚了1000万：“1994年，河北省计划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慕阳帮助找到一块地皮，要转让费1000多万元人民币。(见《半月谈·内部版》2003年第11期)”你服不服？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就是机会的杠杆作用：四两能拨千斤，给个支点能撬动地球。且记：程维高这样随随便便地“帮”了一下儿子，还没有违法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乱纪，总之他不是因为这犯事儿而不能享受正省级待遇的。
按照我们习惯的标准和通行的看法，政府和政府官员只要不欺民、不胡来，不贪污、不受贿，且勤政奉公就算很称职的了。我觉得这个标准和看法该改改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还应该把获取政治资源、社会财富、商业利益的机会，也就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机会，及时地、公开地、均衡地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为他们设同一个平台、划同一条起跑线，让他们在相同的前提下自由竞争。
再回到香港的“公机会”。凤凰卫视的那条新闻说，“香港公机会”的主席此前是一名颇有声望的退休大法官，上任才短短三两个月便愤而辞职了。为什么？那位我没有记住姓名的老先生说，有人给他施加了压力，因此以辞职抗议。个中端倪，我们是很难弄清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人家那个“公机会”并不是摆设，是很独立、很有脾气、很不好惹的。由此我也想，我国内地的各地、各级，能否也设个“公平机会委员会”呢？那样，也许会更快捷地走向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文明行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