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华

　　11月10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大学就艾滋病问题发表了演讲。在结尾处，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在14世纪我们曾经暴发出的疾病使得欧洲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大家不知道暴发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扩散的，以及怎么治疗。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借口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认识到在将来将有上百万的人会受此影响，我们要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取得成功。”克林顿先生的本意也许是要强调我们对于艾滋病防治的责任，但是，由于他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有限，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知道”这个判断在中国可能并不确切。

　　关于艾滋病暴发的原因、扩散途径以及治疗方法，中国人到底知道多少呢？即使不引用权威的统计资料，我们也能得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我们知道”的程度非常低，而认识的误区却非常多。比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艾滋病是一种性病，这种看法就很不准确，由此引申出另外一个观念，即艾滋病病人都是道德败坏者，就更是错上加错了。根据权威部门调查，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其中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到了61.6%，经采血或采血浆途径感染占到了9.4%，性接触途径感染仅占8.4%。也就是说，中国预防艾滋病的重点人群应该是吸毒者，重点行业应该是血浆采集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与使用，但在以往的宣传、教育和防治实践中，我们却总是把重点放在了性交传播这个点上，于是，就有了中原地区的“艾滋病村”，有了云南等地的吸毒高危艾滋病人群。

　　又比如，一般人都知道性交途径会传播艾滋病，但是，艾滋病还有什么其他的传播途径，与艾滋病病人的接触在何种程度下是安全的，大多数人却并不了了，于是，艾滋病恐惧症就无所不在，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也无所不在，艾滋病病人在社会中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位置，他们要么冷漠避世，要么产生对社会的仇恨情绪，极少数艾滋病病人甚至因此疯狂地报复社会，制造出更多的悲剧。而这种氛围的产生，也正是缘于“我们不知道”。

　　我们之所以不知道，其根本原因还是教育、宣传的力度不够。在边远地区，在信息落后的农村地区，数量庞大的人群都处在信息传播的末端，他们对艾滋病的无知状态，其实远比艾滋病病毒本身更加可怕。怎样才能让这些人也知晓艾滋病的危害和传播方式呢？怎样才能教给他们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怎样把他们从蒙昧和危险的状况中拯救出来？这是一道摆在我们整个社会面前的紧迫课题。克林顿先生在他的演讲中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非洲国家乌干达也曾经是饱受艾滋病戕害的国家，由于总统夫人勇敢地冲破习俗观念的束缚，站出来向国民宣讲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这个国家于是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走在了整个非洲的前列。克林顿先生所举的例子，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登高而呼，其声远彻”。不过，就我们的现状而言，这方面的情形并不乐观，历数艾滋病宣传方面的正面人物，似乎也只能找到濮存昕这样孤零零的一个电影明星。

　　所以，我们呼唤更多的公众人物站出来，加入到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去。只有濮存昕不再感到孤独，“我们知道”才能成为中国的现实，那时候，我们才有制服艾滋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