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国胜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来自民政部的消息，政府将逐步从劝募市场退出，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将更多地担起组织社会募捐的职能。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厘清角色、转移职能、政社分开，而中国的民间组织也将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扮演了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不仅担负着社会救助的职责，而且也是社会救助活动的直接实施者。在社会救助的过程中，政府除了动用国家财政资金直接从事救助活动外，还会利用健全的组织网络和行政力量发动民众和机构募捐，以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客观地说，政府介入劝募市场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起到了迅速动员与集中资源的作用，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救助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政府介入劝募市场，容易扭曲社会的捐赠行为。劝募的本意是通过激发个人或机构的自愿捐赠，达到扶贫济困和弘扬公益精神的目的。然而，一旦由政府出面进行劝募，“自愿”的捐赠行为很可能就会演变为“强迫”的捐赠行为，而这种非自愿的捐赠不仅会引起个人或机构的逆反心理，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劝募市场的不断萎缩。

　　政府介入劝募市场，容易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这是因为，政府毕竟不是专业的扶贫、救助机构，往往缺乏专业的扶贫技能与先进的扶贫理念，政府实施的社会救助或扶贫项目往往是“输血式”而不是“造血式”；往往是“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再加上缺乏社会交代机制和监督评估，政府的社会救助资金渗漏较为严重。

　　政府介入劝募市场挤压了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一方面政府需要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另一方面，我国的中介组织、民间组织能力不足，还难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府职能的转移。据清华大学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缩写，意思是非政府组织)研究所的调查，我国民间组织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民间组织严重缺乏资金，而民间组织资金不足的原因之一又在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角色不清，挤压了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970年代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政府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政府角色的回归，政府不仅不介入劝募市场，而且大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也由政府出钱，通过契约或合同的形式委托民间组织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不仅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且极大地锻炼与提升了组织的能力，而政府则在“二线”对民间组织进行监督与评估，既规范了民间组织的行为，也促进了民间组织效率的提高，最终是广大弱势人群受益。

　　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潮流看，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看，政府退出劝募市场、退出指令性扶贫(如企业对口扶贫)将是大势所趋。当然，由于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不足、能力有限，转变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逐步让渡部分公共空间的同时，一手要加强民间组织的培育，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能力建设的机会和宽松的环境；一手要完善民间组织的监督、评估体系。如此，中国的民间组织才能健康成长，社会与经济才能更加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