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怡

　　“广东省餐饮名店”汇龙酒楼的老板因拖欠各种债务，在10月26日突然出走，音信全无。该店员工为了拿回三个月的工资，紧急成立了一个“自救治理领导小组”，一面“接管”这家餐馆，一面开始打官司。职工们至今虽坚持经营，但面对停气停水的欠费通知也一筹莫展，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

　　在一个缺乏契约强制履行力的社会，汇龙酒楼的员工们这样做也是没法子的事。强制执行契约，是国家在私法领域最具有正当性的一种暴力行为。在国家无力提供契约执行保障时，人们只好选择各种方式进行“自力救济”。承诺不兑现其实是一种来自私人暴力的特权，而自力救济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私人暴力(或未经许可的强制力)。如汇龙酒楼的员工们强占债务人的酒楼进行经营，即便是为了拿回拖欠工资，也无疑是一种侵权行为。因为他们最正规的途径就是一面另找工作，一面打官司。但我们这里打官司的成本和风险实在太高，不如把债务人的东西死死抱住更踏实。因此他们选择强占，这其实是法治社会容许范围内的一种“以暴制暴”，因为侵犯私权利的事情，和国家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被侵权的人不叫嚷，国家就不能针对侵权人行使强制力。而这个酒楼老板是打死都不会叫嚷的，所以这时候用上述三种非暴力的侵权方式去自力救济，都显然是比诉讼更有效、更及时、更便宜的方式。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公法(包括宪法)的本质不外乎是为了实施私法。诉讼必须和容忍自力救济的空间相互配合，所以保持私法领域内自发演进、自力救济的空间，是法治秩序保障契约被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法治意味着对自力救济空间在分寸上的限制，但完全依靠政府和司法去保障私人契约的执行，也是一种全能国家的不切实际的梦想。

　　话说回来，自力救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必是辅助性的，它不能减免政府在强制履行契约上的责任。如果政府不能有效保障私人契约的兑现，我们把钱借给一个普通人，就相当于在一个法治良好的国家中把钱借给一个濒临破产的人，这会导致过高的资本成本。同时，自力救济在维权方面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民间社会某种非法治的自发演进秩序，或者说民间习惯法的存在。我们目前在政府强制和民间习惯这两方面都很匮乏，这使大量契约纠纷在根本上缺乏一种有效解决的“路径依赖”。汇龙酒楼的员工们强占债务人的财产，尽管因为老板出于利益权衡不可能出面追究，因此这样做在法律上没有责任风险，但他们的收益同样不会得到法律的保障，在这种局面下每个顾客都可以吃饭不给钱。员工和警察都不能强制顾客给钱，最后只好打官司。但员工们没有原告资格和剩余索取权，根本打不了这个官司。所以这时候我们吃饭不给钱也没有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