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子

　　曾发生“7·２8”郭西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的河北省辛集市，目前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部自愿退出，转产奶牛养殖等行业，从而结束了当地作为传统烟花爆竹产地的历史。(据1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则关于辛集停产、转产的消息，远没有当初报道当地爆炸的新闻使人关注。但在我看来，该地能够比较平稳地作别一个传统、结束一段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启发思考，应当有过于惨烈的爆炸事件。

　　采取行政手段判处一个“问题”企业或行业的“死刑”，是时下一些地方的通行做法。可虑的是，被处“极刑”之后的企业或行业，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死灰复燃，并且其生存活动形式更为隐蔽。在这种未见胜负的较量中，固然可以见出经营者的“利欲熏心”与“死不改悔”，于运用行政手段者而言，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之处。

　　而在辛集，烟花爆竹的生产于被禁之后，则有可能不像别的地方那样不断冲破禁令而发生反复。这个判断的依据，建立在当地所有相关生产企业全部自愿退出的“自愿”二字之上。我愿意相信这个“自愿”的真实性，也相信这个“自愿”是由“不自愿”而来，但我更相信完成从“不自愿”到“自愿”的转变，决非强制力量所能奏效。视烟花爆竹为高危行业，乃是一种现代观念；这种观念与祖祖辈辈生产烟花爆竹而形成的传统，必然构成理念上的激烈冲突。因此，由爆炸而引发的血的教训虽触目惊心，却很有可能被归咎于偶然，而在禁令下达之后，思想上“想不通”乃是一种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与这样一种生产历史诀别，意味着传统优势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当地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优势的丧失。面临失去生存优势的人们，心里对未来充满茫然，甚至由此引发对传统的眷恋(同时也是对变革的抵触)，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

　　倘若这两种客观存在未能得到行政者的重视和考量，那么，它们就可能从自在状态上升为自为状态，从而成为行政强制力量的难缠对手。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社会现实，即使是在最讲法治的国家也并不鲜见。问题在于，有些人把强制性、不可抗拒性视为行政手段的惟一属性和惟一特征，而强制力量之于社会现实发生的暂时效果，又易使人反过来强化对强制力的迷恋。辛集的事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行政组织除了有强制的功能特征，还应当有导引的功能特征。比如当地政府与有关企业一起分析烟花爆竹生产行业面临的处境，为保证这些企业顺利转产，市里拿出100多万元对它们进行补偿，还出台了鼓励烟花生产企业转产奶牛养殖业的办法，等等。这些做法未必体现了导引功能的全部，但至少可以看作是推动当地行业平稳转型的重要力量。

　　重视行政的强制功能和强制力量，并不导致取消行政本应有的导引功能和导引力量。而以前者遮蔽后者的消极后果，人们时有所见。比如前不久，有的城市为消除安全隐患，使全市地铁站台上的报摊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当然可以见出行政强制力量的威力，但它带来的后遗症，是在撤销报摊之前未有安民告示导致群众对行动本身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质疑，是地铁旅客对此举未能尊重他们坐车阅读习惯而引发的不满，是报摊相关从业人员未能得到及时妥善安置而对未来生计产生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