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龙生

　　《北京娱乐信报》做了一个在京民工性生活的随机调查。调查数据表明，由民工性生活现状引发社会心理问题令人担忧。

　　照例，一些时评作者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发表评论。但“应该关心民工性生活问题”之类的结论，让人听来更像是“千真万确的空话”。因为就此事件的特点来说，评论者的分析空间本没有多大，从这样的角度来评论，其结论难以跳出绝大多数人的简单判断。读者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如何关心”之类的建设性意见。但是，时评作者们开出的“处方”，却是“出台保护民工性权利的政策”，是“强制招收民工的单位实施带薪探亲假制度，明确规定要为民工家人团聚提供必备的住房”。更有甚者，还有人指出，解决民工性压抑“根本的办法就是改革直至取消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似乎只要户口身份变了，世界上就不存在为赚钱而抛妻舍子的现象了，从而也就没有了性压抑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的人文关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近年来，社会各界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我觉得，我们的类似举措，总有些避实就虚、以小掩大的味道。小事、虚事上的“人性化”张扬，与大事、实事上变本加厉地扼杀人性，经常戏剧般地并存。

　　不可否认，在民工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着性压抑现象，这是几乎不用调查就能得出的结论。但相对于他们的物质生存，民工的性压抑问题真的上升到“社会问题”高度了吗？我看未必。雇用民工的单位，连不拖欠工资、给民工提供冬暖夏凉干净整洁的集体宿舍，都还远没有做到；至于带薪休假、探亲住房之类的福利，政府就是出台强制措施，三年五载的恐怕也做不到。在这样的基点上谈“保护民工性权利政策”，显然太过超前，其实际意义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再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说，存在性压抑问题的，决不止民工这一个群体，常年与家属分居的军人、海员、业务人员等同样如此。笔者就曾经有过驻外9年的经历，从我自身感受来说，性压抑自然是有一些，但如果忙起工作上的事来，很大程度上也会得到排解。社会上对此关注不够，并不能完全说明社会“不人道”。因为从另外的角度说，民工出来就是为了挣钱，而挣钱就有抛妻别子的情感成本在内。因此，民工以及一切难以与家属团圆的人，不仅要有性压抑的思想准备，更应该事到临头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