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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姚裕群

　　本报记者 时捷

　　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降低门槛、开放外籍人士就业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国内知名的劳动力市场专家，姚裕群教授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吸引和引进外籍人才，而是我们怎样选择和应用这些人才

　　《国际先驱导报》：您对目前外籍人士在华就业的形势是怎么判断的？

　　姚裕群：我认为目前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中，而且自加入WTO以后，我们对国外人才的需求应该说是越来越多，政策也越来越具有宽容性和透明度。我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目前没有任何动机阻挠或者减缓对外籍人才的吸收。如果谈到门槛问题，那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包括我们国内自己的人才市场也是门槛重重，这不是引进外籍人才特有的现象。

　　至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向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这一问题。实际上，即使是美国这样非常注意吸收外国优秀人才的国家，对国家安全也是很紧张的。我们去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时，发言稿都会被逐篇检查。美国自身在使用外籍人才时，也非常小心。

　　《国际先驱导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一部分优秀的外籍人士因为政策或者法律层面的原因无法顺利地到中国来工作，这一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姚裕群：很明显，我们如果通过改变法规或者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因为这涉及到太多复杂的手续和程序。我比较提倡的是通过观念和制度的变通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陈德亮的这个案例，有人可能认为国家气象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很欣赏，这说明如果我们国内的单位真的感到急需人才的话，是可以在现有体制下自行解决这一问题的。

　　《国际先驱导报》：但从长期看，我们不可能让每个用人单位自己寻求一个变通的办法。

　　姚裕群：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寻求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较长期的解决办法的话，通过修订补充行政法规要明显快于修改法律。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比较规范，缺乏变通的余地。比如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条例明确规定从中国公民中选拔，这一点肯定是不会改动的。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补充性条文，比如规定一些特殊岗位，经国务院批准后，可以由外籍人士出任，这样就解决了。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应该提倡“有限政府”的概念，把一些技术性工作和单纯的行政工作剥离开来。比如国家气象局是一个行政单位，所以在聘请外籍专家方面会存在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把技术性强的工作和权力下放给中国气象学会，那气象学会聘请一位外籍的会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还有人提出，说外籍人才存在“请进来的没本事，有本事的进不来”的情况。比如某些单位的外籍专家可能大部分都没法在自己本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姚裕群：对，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不是引进多少人才、是否受到限制。而是一方面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如何判断比较、应用这些人才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人才必须适合中国国情。

　　为什么我们会引进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外国专家，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具体掌握行政资源或者学术资源的这部分人的工作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来，外籍人才在很多地方被当作“面子工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有些官员可以打着向国外招聘人才的旗号出国考察、申请专项基金。这就是我们在使用外籍人才中的“名利”二字。还有一些官员，做行政工作出身，本身不是本专业的内行，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样招回来的人才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

　　《国际先驱导报》：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或者机制？

　　姚裕群：我们应该从机制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加强监督。现在从行政和劳动力使用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他们出了问题之后会马上通过法律或者各种方式来解决；欧洲相对规范一些，因此问题也少。我们国家的问题就是又不规范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善后体制。

　　我们一方面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就是要监督对各种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我觉得舆论的监督也要跟上。

　　《国际先驱导报》：毕竟使用外籍人才的成本是很高的。

　　姚裕群：正是因为这个高成本，所以在聘用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和自身的需求。举个例子，《外籍人士在华就业条例》里明确规定外国留学生不得在中国打工、就业。但是现在很多饭店雇用俄罗斯留学生端盘子，因为她们虽然成本高一点、也存在政策障碍，但是她们是一个市场卖点，对顾客有吸引力，所以饭店很喜欢这个营销手段。

　　但如果一个专家，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或者更好的替代者，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要请一个外国人。到目前来看，外籍人才的成本普遍高于国内人才，很多时候用他们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不太可能出现像别的国家那样国外劳动力冲击本国就业市场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引进的外籍人才大量集中在一些比较高端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自己的人才确实比较缺乏。此外有一部分外籍人士可能是受雇于外企，那这个企业本身是拓展了我们的就业市场，给了中国公民更多的就业机会。

　　《国际先驱导报》：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要考虑中国国情？

　　姚裕群：对国情的考虑应该是双方的。我一再说，外籍人才不能总是单方面要求中国跟国际接轨，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他们应该努力了解中国、适应中国。比如国家足球队请一位“洋教头”，他就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球员的体能素质天生就比国外球员差，因此他在国外的训练方式和打法如果勉强照搬到中国来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武汉柴油机厂聘请了一位德国专家当厂长。应该说这位专家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都是不错的，我们也给了他足够的权力。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不可能明白中国企业的经营规则：不能裁员、不能打破大锅饭……因此在当时的体制下举步维艰。如果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制度，就应该在现有框架下主动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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