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丰

　　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笔者并不愿意承认人类只有在面临共同的灾难时，才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协同精神。也正因为这种或许天真的信仰，笔者宁愿相信，呈现在眼前的这种离心离德的局面，只是现代人对于英雄文化的暂时背离

　　一百年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带领他的国家踏上全球扩张之路。尽管在当时，美国远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罗斯福坚信，美国必能领导世界。而今天，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的总统，乔治·布什年轻依旧，但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的国家，包括他自己，是安全的。

　　这种历史的反差，在显微镜下也许能够更加逼真：

　　1909年，卸任后的罗斯福带着猎枪前往非洲探险猎奇。当他返回美国时，满载着自己在丛林中射杀的17头狮子、11头大象和20头犀牛的标本。而就在不久前，出访自己最亲密盟友的布什，他的过于庞大的高科技安保设施，却给白金汉宫的草坪留下一片狼藉。

　　这些，是否就是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差别？尽管从民族情绪出发，笔者对此二者通通殊无好感。

　　作为老练的贸易领域的权威，龙永图面对近期出现的中美贸易摩擦依旧维持着理性的评判，他认为“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代替前苏联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敌人，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贸易争端无碍大局并将最终走向和解。

　　一语道破天机。这真是理想主义泯灭的一年。为了连任总统，为了示好工会组织，布什的全球战略在蝇营狗苟中维持着艰难的平衡，也因为此，他的全球化道路将注定在漫骂声中陷于首鼠两端。

　　作为天才的企业家，从来把自己比作亨利·福特的比尔·盖茨会怎样看待他所身处的时代？当他原本足以划分时代的力图构筑全球一体的技术遭遇国家间无休止的猜忌、算计、争吵和讨价还价时，只要他还能从容地坐在他的偶像的画像下安之若素地办公，那么至少是笔者，对于全球新一代富豪的评价，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面对全球化的挫折，甚至连素帕猜亦未能免俗。然而就在他用外交辞令般的语言掩饰心中失望情绪后不久，WTO最大的东家却为了些微的利益将其置于夫复何言的境地。

　　素帕猜在北京表示，他并不认为坎昆会谈是一场灾难，相反他认为多哈回合仍是完好无缺的。对此，笔者倒宁愿更相信已经卸任，因此也会更为超脱的迈克尔·穆尔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上的论断。

　　穆尔直言，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危险已在坎昆会议的失败中尽显无疑，并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初露端倪。他指出，多边贸易体系的现状使各国面临的危险是：首先，各国将无法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速度，很容易受彼此优势和弱势的影响；其次，出现了潜在的、有敌意性的贸易集团以及保护主义现象；再次，区域一体化虽然可以为多边贸易体系奠基，然而，对那些应变能力有限的未参与者和小国家，亦存在一定的风险。

　　相对重商主义的沉渣泛起，以“经济一体化”为背景的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表现出了书斋中的软弱无力。因为他认为国际贸易的好处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潜在市场的扩大更有利于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二、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原已形成的垄断，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增加其竞争力。

　　而无情的现实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程度上的鸿沟在今天不但没有缩小的迹象，反而有愈拉愈大之势，同时，我们知道，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产品的需求弹性是不一致的，发达国家自信，内生式的技术升级更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针对上述现象，西方轮流坐庄式的宪政体制明显暴露出自己的软肋，即选举压力下的领导人如何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而这一点，对于钻了选举制度空子而当选的少数派总统布什，更是理当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笔者并不愿意承认人类只有在面临共同的灾难时，才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协同精神。也正因为这种或许天真的信仰，笔者宁愿相信，呈现在眼前的这种离心离德的局面，只是现代人对于英雄文化的暂时背离。对此，从小熟谙埃斯库罗斯戏剧的西方人应该更是如此。

　　但同样合乎历史规律的困惑是，当帝国的力量足以强大到天朝上邦的地步，堕落、享受、浮华之风，还会甘心臣服于坚韧的发展的冲动吗？尤其在全球化初具雏形的今天，渴望富强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独善其身？

　　还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惊醒后人道，“那些将毁灭美国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安全第一而非责任第一，对柔软的生活的迷恋，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而对于此，身为中国人的笔者，却很难生出幸灾乐祸一般粗俗的快感。

　　这样，面对全球化一地鸡毛的狼藉，我们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也简单，因为只有我们懂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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