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曙明

　　政府部门在向公众披露公共信息的时候，有没有选媒体的权力？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件事，给我们带给这样的疑问。

　　在北京，有关“群众网上评价政府工作部门”活动，12月2日《新京报》的说法是“评价活动何时结束尚未确定”，而同一天《北京晨报》和《北京娱乐信报》报道说“北京市督察考核办公室明确答复，活动将于12月5日结束”。《新京报》于12月3日登出“更正和说明”，“本报未能及时准确地传递此项信息，特向广大读者表示歉意”。不过，该报记者曾试图采访北京市督察考核办公室，但遭到拒绝，难怪《新京报》在“更正和说明”中说“市督察考核办对本报实行消息封锁，本报表示遗憾和不解”。

　　在南京，日前，有关部门召开公布新的拆迁办法的新闻发布会。《现代快报》报道说，发布会没有通知包括《现代快报》在内的三家媒体，而事后证实，这一疏漏绝非无意，而是有意为之。

　　如果新闻单位要做的是负面报道，有关部门出于怕给自己脸上抹黑的考虑，为采访设置种种障碍，甚至“实行消息封锁”，恶劣固然恶劣，毕竟还是一种可以让人理解的思维方式。但是，无论“群众网上评价政府工作部门”活动还是公示新的拆迁办法，都是好事，而要把好事办实，取得理想的结果，都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这显然离不开媒体的配合。在“帮忙”而不是“添乱”的事情上，有关部门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而更深层次的疑问是，政府部门应不应该如此厚此薄彼？

　　如果认可政府部门有可以选择媒体的权力，就意味着在一些媒体取得“垄断信息”的同时，另外一些媒体却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尴尬。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信息不归任何部门、个人所有，它属于公众。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发布信息不仅是权力，更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

　　不同的媒体，其受众是不一样的，多一家媒体发布，知晓这项工作的公众就多一些，而封杀了一家媒体，也就剥夺了一部分读者的知情权。所以，要实现信息披露的“最优化”，有关部门对媒体的态度应该是主动邀请、主动通报，至少也该是“来者不拒”。而厚此薄彼的做法，显然背离了信息披露的初衷，损害了信息披露的效果，因此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媒体的公信力，也包括政府的权威。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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