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李若非报道 中央政府在艾滋病日来临的前后重拳出击，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五点承诺。他明确表示要将艾滋病的防治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任务，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对工作不力造成传播的地方政府要追究责任。并且由政府出资对农民、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

　　他还表示，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和资金的交流与合作。

　　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亲切交谈，并与他们握手，显示了中央领导人消除对艾滋病人歧视的坚定决心。

　　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央

　　然而，中央的决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地方政府？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中央和地方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存在差别。而地方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同。”

　　在此之前，有几个著名的论断被广泛流传。这其中包括：“人总有一死，死几个人算什么”；“艾滋病疫情是国际机密”；“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象的口实”－－这些话都出自河南某县的政府官员之口。据河南反艾滋病人士高耀洁介绍，一位曾经帮助过外国记者的小女孩受到了被学校开除的“待遇”，理由是孩子不学好，和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当地官员对于艾滋病的敏感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病已经被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一位政治学者分析道。他曾经在去河南调研的时候亲身经历过当地对此问题的讳莫如深。

　　这种情绪以至于正常的活动也常常受到干扰。2003年4月，在河南教书的四个外国人找到高耀洁，要求捐助3万人民币给艾滋遗孤，对钱财一向比较谨慎的高拒绝了，转而建议这些友人将钱用来帮助鲁山的失学儿童。经过河南省文史馆的协调，四名教师将到当地进行一个捐赠仪式。“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单位老干部科的科长找到我，问我是不是要带几个外国人去鲁山。之后，第二天的活动就被取消了”，高耀洁回忆道。

　　民间反艾步履维艰

　　在国外的反艾进程中，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民间反艾滋病志愿者胡佳介绍，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比如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他们就有专门针对华裔、拉美裔的社团。这些社团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地与病人沟通，做了一些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就像这次河南睢县的免费治疗项目，有一些药就是通过当地的艾滋病互助组织的动员，才使得病人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接受这些药物。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刘康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民间组织在艾滋病的防治中是有益的补充。他们可以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起步本来就晚，而且和政府的沟通并不顺畅。据统计，除了那些挂靠政府的民间组织，中国真正纯民间的防治艾滋病组织不超过10个。像高耀洁和胡佳这样的人都在孤军奋战。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来进行这场艾滋病的斗争。当记者向卫生部一位官员提起高耀洁的时候，该官员表示对此人不甚了解。然而这位老太太却继前年获得了联合国“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后，今年又荣获了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

　　胡佳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经常与政府部门联系，但是很少得到回应。所以他们现在只能通过各种研讨会搭建的平台来结识一些政府官员，相信未来会慢慢地好起来。

　　而民间组织“中国艾滋病资讯”的负责人美国人欧迪龙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联合国或外国政府或我们这种比较小的NGO,如果在中国做任何有效的反艾滋病工作的话就不得不跟政府有一定的沟通. 政府体制就是这样。有的外国人接受不了,觉得这算是政府‘干涉’我们的工作。但我宁可这么看：政府里面也有许多好人,也有许多真正想做好事的人, 你只要找到这些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中国做事人情很重要，做反艾滋病工作也不例外。”

　　但是，欧迪龙强调，艾滋病问题非常紧急，我们不能再浪费一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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