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张修智/北京报道

　　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过渡

　　俞可平是近来颇受海内外关注的人物。他的"善治之策DOUBLE_QUOTATION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

　　从治理到善治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美国杜克大学任研究员。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近年来，他对全球化、权利与公益政治、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公民社会、西方的政治发展与稳定均有研究。

　　由于俞可平在英国出席一个国际会议，无法取得联系，《瞭望东方》采访了著名政治学者、原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今年81岁的赵教授，是俞可平的博士导师，在中国政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作为弟子，俞可平与其过从甚密。

　　他说，俞任副局长的中央编译局，作为中央的直属机构，常常会接到上面布置的一些调研工作，这对于俞的学术研究很有好处。

　　赵宝煦教授对俞的评价是："人很好，非常用功，非常勤快，非常活跃。"俞在1998年博士论文答辩后，北大政治学系已经准备让俞留校任教，但答辩委员会中的一位来自中央编译局的先生非常欣赏俞可平，竭力推荐俞可平到编译局工作。"北大当时住房条件很差。俞可平到编译局后不久，就住上了三居室的房子。"

　　对于俞可平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的评价是:"思路开阔，非常高产，既追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又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这也是《瞭望东方》采访的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对俞学术风格的共同评价。

　　对国际社科前沿学术问题的敏锐捕捉，是俞可平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在新的治理定义中，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必须是政府。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统治是政府运用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在国内目前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在这个领域里的开拓之功可见一斑。

　　俞可平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善治的8个分析性标准：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秩序、稳定。一位80年代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过的知名学者认为，作为一位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俞的学术立场及民主政治理念是相当清晰的。"他主张党内民主，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这位学者说。

　　"增量民主"

　　8月23日，俞可平发起的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这是中国首家对政府创新实践进行研究、评估和奖励的非盈利性学术机构。

　　该中心参与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学术机构对政府进行评价的奖项。今年3月18日，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在该中心(当时还在筹备中)主持下，在北京梅地亚宾馆颁发。这次活动没有邀请记者，一切都在低调中进行。

　　会后，该中心把这次评奖活动和部分获奖的地方项目，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看罢这本书之后，专门给俞可平写了一封信，说这本60页的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沃尔芬森的感慨是有其深意的。

　　国外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政治改革领域则推进迟缓。

　　俞可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20余年间，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变迁已经发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个进展是：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式宣布，党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机关。

　　公民社会开始出现。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这些民间组织正在对中国的民主与治理发生重大的影响。

　　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政企不分是传统的绝对一元化政治模式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的不复存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绝对一元化政治体制。

　　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这直接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热烈讨论。俞可平进而提出了"增量政治改革"与"增量民主"的概念。他说，这两个概念包括三层基本意义。

　　首先，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无须完全地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

　　其次，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

　　其三，改革和民主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

　　在谈增量民主的概念时，俞可平对民主程序的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一部规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仅有规定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而没有实际的措施，这些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对于现实的民主政治而言，宪法和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以及实现这些条文的实际程序。"

　　显然，俞可平并不满足于书斋里坐而论道，他同时也在积极地用行动去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在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网站首页上，俞可平写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应当是民主、开拓和创新的政府。"基于这个理念，俞可平领导的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

　　该奖的评选工作以严格和公正而备受好评。首先是资金来源透明，不向参评者收取一分钱，"是评奖而不是卖奖"；其次是程序公正并能被认真执行。

　　一些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在获奖之后扩大了影响，例如，湖北广水市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办法，后来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而自贵阳市人大旁听制度和南京下关区政务超市获奖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推出了类似做法。

　　"当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创新还与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有相当的距离。总体上看，创新还是少数，需要鼓励，这正是我们设立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目的。"俞可平曾对媒体这样表达过设立该奖的意义。

　　"文胆"辨析

　　近年来，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文胆"，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中，海内外一些人士普遍给予积极、正面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建议，解读可以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来展开，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是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中不曾冷却的话题。

　　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皮毛论"最为经典。他说，知识分子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没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中，知识分子始终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和价值。

　　对于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俞可平曾做过深入研究。在《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一文中，他这样概括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像一个游魂，飘浮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这种判断，也是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主流声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地位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人们发现，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过渡。有分析家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与此同步，各地政府对知识、对合作关系的需求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北京、上海、大连、沈阳等城市纷纷成立了政府专家顾问团，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

　　毛寿龙认为，当前传扬颇盛的"文胆"之说，可以与中国各级政府目前这种对专家专业知识的渴求状态联系起来解读。

　　同时，人们也没忘了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

　　赵宝煦认为，俞的境遇，说明知识分子报国有门。但他同时提醒："学术，特别是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为政治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学者应该用自己的科学性为政治服务，如果只是诠释上面的意思，就失去了学者从政的价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学者则认为，很难说"文胆"对现实政治运作会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从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推断他的政治立场。

　　毛寿龙从四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府使用专家、学者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学者进入政府后，应该有个地位，不要是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局外人。现在咨询性专家往往与处一级干部挂钩，很难了解决策过程，这就限制了专家提供咨询的水平；其二是在发挥专家、学者水平的同时，应该允许他们保持学术自由和专业自由，这是学者与专家发挥作用的前提；其三是要扩大顾问规模，因为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偏见，偏见需要通过学术自由来弥补；最后，政府使用专家、学者也要着眼于制度性建设，开座谈会的方式有点单一，同时最好免费使用专家，这样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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