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

　　贵版上期刘培锦先生《艾滋患者要勇敢站出来》一文笔者仔细拜读，深会刘先生一片热心与爱心，然而刘先生为消除“艾滋病成为国难”计，要求患者“勇敢站出来”，承担公民义务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有话要说。

　　一个基本常识是，艾滋患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人所有的一切基本权利，包括隐私权。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患有不同于感冒或骨折的病，就要求他们“勇敢”站出来，站出来就意味着隐私权的部分牺牲。刘先生主张“在艾滋病患者中，如果能够涌现出一些防艾明星、防艾形象大使就有利于向社会普及防艾知识……”这似乎体现了一种公共精神。殊不知，真正的公共精神，是以争取公民在公共领域有想干什么的自由为起点，却是以维护私人领域内有不想干什么的自由为旨归，也就是强调在一个真正具有公共精神、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隐私是绝对神圣的。

　　刘先生还提到，“艾滋患者站出来还有一个好处，它能够使艾滋病问题始终处于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之中。”我们知道媒体代表的是公共领域，注视的是公共权力，一般来说，只有公众人物才必须付出让渡部分隐私权的代价。然而，我们呼吁一个原本就弱势的艾滋患者，要求他来成为公共人物承担公共义务，究竟有何理由呢？未免有些残忍吧！固然刘先生并没有强制性地呼吁他们“站出来”，认为“不公开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太多地暗示了艾滋患者应该为了公共利益而站出来，尽公民之责任。在笔者看来，在一个公共精神越发达的社会，出现这样的暗示越不可想象。

　　刘先生还乐观地以为，似乎艾滋患者勇敢站出来，就会“赢得社会的同情、理解以至尊重”。虽然笔者不至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而就个人亲历来看，在一个有几千年“面子”传统的国家，一个隐私神圣疏谈的社会，艾滋患者若果真“勇敢”一回，只怕会抱憾一生。笔者幼时曾见过邻村一位女性性病患者，在众人的鄙薄目光里忍辱负重地艰难生活，至今想来都令人心酸。性病尚且如此，遑论艾滋，何况那还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要是再如刘先生所说，“置于媒体视野中”，恐怕他们的生活早就会日夜不宁了。

　　生活原本不易，何况遭逢恶疾，雪上加霜，如此看来，我们还是还给他们常人的幸福，不要让过于喧哗的声音，打扰了他们本已不怎么平静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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