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今年春运一些地方要实行火车购票实名制了，据说此举有望切断黄牛党的财路，确保尽可能多的旅客顺利踏上春运的旅程。如果我是黄牛党，我首先想到、想得最多的都是成本，如果实名制在购票实践中将我炒票的成本提高到大于收益的时候，我就从此金盆洗手做一个良民，否则，我会将“黄牛”进行到底。

　　实名制能不能在成本问题上让我绝望呢？在成本前提下，我首先想到的是例外，也就是实名制能否将所有想乘火车的人覆盖进去的问题，如果不能，就有例外，有例外就有我炒票的空间。实名制的关键词是身份证，是不是每个想乘火车的人都有身份证呢？相关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可申请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也就是说，16周岁以下是身份证的辐射盲区，他们就不能乘火车了吗？而且谁能保证16周年以上的人都办了身份证，谁能保证办了身份证的人证件都在身边？为了解决这群人乘车的问题，实名制必然要出台例外的解决措施。一旦“例外”化约掉身份证与乘车人惟一对应的识别属性，我就有办法去钻空子。

　　然后我会想到火车站的内部关系，内部人总会有办法的。每年春运期间为什么那么多人买不到票，而我手上用来“炒”的票却很多呢？这也许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内部有人呗！只要火车站没有以无缝的制度约束清除掉内部的“腐败职工”，我就有信心搞掂他们绕过实名制。

　　没有实名制的时候，我炒票很方便，不用身份证；现在需要身份证的识别了，这只不过增加了我的麻烦：在每次“炒”的时候，让内部人先把票留着，然后我到购票大厅里溜达让需要买票的人先把身份证给我，集中多了后再找“内部人”办理———这仅仅是个程序的问题。如果有关部门不解决“例外困境”和“内部人控制”，实名制能奈我何？

　　如果有关部门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度安排既妥善、无缝地解决了实名制下“没有身份证那群人”的乘车问题，又解决了火车站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我在火车站就没法干下去了，但我还有退路，就是把“黄牛党事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尚未实行实名制的城市，如果哪一天全国都实行火车购票实名制的话，我就真的从良了。

　　关于公民身份证的使用和查验，原有的《公民身份证条例》和如今的《公民身份证法(草案)》都有明确规定一系列应该出示身份证的情形，其中并不包括火车购票。也就是说，根据法律，公民购买火车票时有权利选择不出示身份证。如果实名制的出台没有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制度只不过是一个违法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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