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寒冷的冬夜，来中国经商的印度小伙马克满城搜索流浪者，为的是给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送上保暖的毛毯。马克的一些中国朋友受其感染，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据了解，马克一共买了108条毛毯，将在3天内全部送给缺衣少被的流浪者。(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

　　当问及原因时，印度小伙马克说：“从小家族的长辈就教育我行善，不去伤害有生命的东西，而要多帮助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哪里有穷人，哪里就会有善心人去救助他们。不是我，还会有别人去帮助他们的，帮助穷人让我感到安心。”

　　当我们还在争论是否该向乞丐设立受限制的乞讨区域时，实际上我发现：我们对于乞讨者的困惑来自于：我们如何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乞讨者提供援助，而将某些以乞讨为“职业”、乃至于把乞讨变成某种盈利经营的人排除在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乞讨者的援助资源是有限的，它必须提供给“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可是，政府的救助站无法完成这一功能，而我们的民间慈善团体尚未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从印度小伙马克满大街搜索流浪乞讨者，提供108条毛毯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国人不是没有向流浪乞讨者提供救助的热情和善心，马克的一些中国朋友受其感染，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但问题是这种自发形成的救助还是零散的、不成型的，它也许发端于某次心灵的触动，于是发起者相约几个志同道合者，在短时期内完成这样一次救助行动，但正是由于无法组织化，所以它不能形成常态，它对乞讨流浪者的帮助就只能停留在“零帮碎助”阶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对于乞讨者的救助，民间慈善机构是主力军，而政府则提供“后方援助”，仅纽约就有500家救助中心。很多受政府资助的救助中心都承包给了信誉良好的民间慈善机构。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与民间慈善机构达成了这样一种契约：政府提供相应的物力、财力，而民间慈善机构负责具体操作。

　　面对向乞讨流浪者提供援助的问题，我们的思维不能仅仅局限于指望个人的道德与善心，也不能期望政府包办一切，我们必须明白：在当下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要有效地利用救助资源，努力做到为乞讨流浪者提供效果最大化援助，我们就必须建设相对应的援助市场体系。

　　组织化的民间慈善机构就可以承担这一职能，在一个拥有严格行动准则、规章制度的民间慈善机构，个人的“爱心”力量被集束化，民间力量被系统地组织和动员起来，这样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资源动员的成本，提高效率，而且可以增强民间慈善行为的有序性和规范性。

　　通常，政府救助行为的优势在于强度和速度。然而，由于政府开展救助活动的成本较高，因此政府的方式常常是“运动式”，救助站的尴尬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将救助信息传递给单个流浪乞讨者，还是需要了解分散的乞讨者信息，其成本无疑很高。它只能被动地接受流浪乞讨者的上门救助，并且只提供短暂的救助。而慈善组织扎根于民间，它的信息渠道广泛，每个民间慈善工作者都是信息源，同时，由于人数众多，哪怕每个慈善工作者只奉献一天参加义务救助工作，那最终形成的救助规模也是不得了的。因此，无论从成本、效率、资源三方面来讲，民间慈善机构都能比政府提供更持久、更“精确有效”、更广范围的救助。

　　行为学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亲身参与和行动才能有效激发人们的热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深植内心的慈善之心，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济贫扶弱”道德思想的启蒙，那么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慈善家，愿意为乞讨流浪者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我们又都是经济人，我们不太可能为此耗费太多的成本与费用，所以，印度小伙马克的故事只能是个例，但民间慈善机构可以降低大众参与救助的成本，一小部分专业慈善救助人士负责向民众募集资金、建立系统的日常化救助制度。每个参与救助者，就象做义工一样，人人一日行善，则大家“日行一善”。其他比较繁琐的救助者甄别、款项管理和发放工作，则由专业慈善人士代替我们去做。这样的系统分工、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做一个民间慈善者。

　　所以，从“印度小伙满城救助流浪者”故事，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民间慈善活动蕴涵的巨大潜力，看到了目前民间慈善机构还没有成为救助的真正主体，更看到了流浪乞讨者救助的未来方向----让民间慈善机构行动起来吧！就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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