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2003年12月15日，苏州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禁止在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繁华街区以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务活动场所、交通要道进行乞讨。无独有偶，北京市起草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也开始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征求市民意见，其中第20条规定，禁止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卖艺、吸烟、躺卧、擅自销售物品。

　　面对这些禁乞令，公众表现出来的心态值得玩味。赞成者说，乞丐不分场合的乞讨行为，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因而应当禁止。政府规章之所以能够通过立法程序变成有效的规范，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赞成在一些场所禁止乞讨。这种观点虽然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总让人看到过去大民主的影子，似乎只要多数人举手表决，就可以限制少数人的行为，就可以净化城市环境，道路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法规的底线就在于，面对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必须小心翼翼，以宪法为基本依据，不断地调低自己的嗓门，以免打扰公众平静的生活。如果法规极其粗暴，或者无所顾忌，那么法规对公众产生的危害要远远地大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法规虽然可以节制民主中的暴力行为，但法规本身也是通过民主表决程序产生的。所以，有时应该跳出法规本身，以宪法或公众的基本道德标准作为依据来判断立法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市有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在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规章之前，向公众征求意见，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善恶标准，对这部规章进行评判，而这种评判的过程其实也是民意表达的过程。如果大多数公民的意见未被接受，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改进立法机构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其实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法规应当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多数人意志的结果可能会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如果立法机构没有乞丐的代表，或者乞丐成为少数群体(这是必然的)，那么关于乞丐的规定其实乞丐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说三道四，而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这就是民主的实质，也是立法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的所作所为要么诉诸自己的良心，要么受到高于规章的根本性大法的限制，宪法无疑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对宪法条文的广义解读，可以有效地驳斥那些反对政府立法限制乞丐行为的言论。因为公民虽然可以获得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帮助，但是，这种帮助应该具有“章法”，不能不分场合地要求社会给予帮助。而限制在一些场所行乞，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乞丐。

　　无论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在面对乞丐行乞这个问题时，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乞丐存在的权利，也没有完全剥夺乞丐行乞的权利，只是在该不该限制乞丐行乞场所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如果问题集中在技术层面上，那么，一些参与讨论的人手中挥舞着的道德大棒可能无法落下，手持宪法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言辞也可能落空。至少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人胆敢公开要求取缔乞丐，他们只是在捍卫乞丐权利的同时，要求乞丐的行乞行为不要妨碍公众的通行权利，不要对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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