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民政部颁发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通过对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的访问，本报昨日的报道向读者介绍了家庭寄养这种对孤儿、弃婴的新型养育方式(相关报道见本报昨日A5版)。

　　据介绍，施行孤儿弃婴家庭寄养一个很大的制度前提是“发挥民间力量、减轻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压力。”

　　细细品味，这个前提很有内涵，它让我们看到了“有限政府”这个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硬币的另一面：“有限政府”的“有限”不仅代表着政府行使职能时的公共权力是有限的，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并非无所不能的，它在承担责任、平衡社会利益、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应该是有限的——这很重要的一点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常常被忽略。

　　是的，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无限的，权力支配是绝对的，组成的官员都是神，那孤儿弃婴的保障如何会成为问题？没啥说的，政府负无限责任，来一个养一个，来两个养一双，上高级幼儿园，天天吃鱼翅，读最好的大学，买最贵的保险。万分可惜的是，政府没这么神，他的财政是有限的，权力行使是有限度的，官员也都是凡夫俗子，所以在孤儿弃婴问题上要“发挥民间力量、减轻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压力，”要实行家庭寄养。

　　尽管在家庭寄养制下，孤儿弃婴有被无良家庭收养后虐待、牟利的危险，但在“有限理性”这个现实前提下，政府也只能在限制中采取危害最小的制度安排：尽最大努力完善家庭寄养管理，而不能改变向民间力量借力、向社会求助这个大方向。

　　可有些人并不会这么想，他们的标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行使权力上强调政府要“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在责任归因上，却强调政府的“无限理性”，动辄把板子打到政府头上，要政府对一切负“无限责任”，动辄自诩站在“民间”立场为“弱势群体”立言———很多时候我视之为矫情的“伪民间立场”。

　　笔者认为，针对孤儿弃婴的家庭寄养制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合作方式———当有限理性的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足够把握的话，就应该向社会寻求合作，通过制度安排把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消化问题的困难。其实，我们经常羡慕发达国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完备的福利制度，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内在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只能说明他们善于借助外力，善于借助各种社会合作方式来解决民生问题。

　　记得今年5月份非典肆虐的时候，陕西某市未发生非典病例，为确保本市非典疫情不能有“零”的突破，该市市委书记下了“如果出现一例非典患者，该辖区分管领导要免职”的死命令，笔者当时评论此事的题目是《官员是人不是神》。同样，因为官员不是神，政府不是万能的，为了孤儿和弃婴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自上而下地寻求与社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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