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苗

　　本报今日报道，由于近些年农民工工资被恶意拖欠的问题十分严重，为保护建筑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将采取措施推动全市外来施工队伍组建工会，到明年底80%的建筑企业都要建立工会，届时将有68万农民工加入进来。

　　我们看到，在瞬息变化、千头万绪的市场条件下，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但是政府可以借助社会中间组织放大自己的力量。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等，实际上是政府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有效补充。

　　社会中间组织不仅仅是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它可以在同一个群体内部达成一致“公共利益”。与建筑企业相比较，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但常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他们要么对自身权益没有充分的认识，要么没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他们面对建筑企业，无法与之平等沟通和协商。所以他们需要政府或者社会中间组织。

　　就像本报报道的那样，政府如果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完全包揽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时，就可能设法催生“农民工工会联合会”，引导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通过工会来承担其中部分任务。我们认为，工会这一群众组织的出现，有助于农民工“欠薪”问题中理顺政府、建筑企业和农民工三方的关系。

　　其实，这样的做法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近代以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首先在工业等经济领域实现结构转型，然后由经济影响到其他社会领域，其他领域才进而实现转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和市民社会没有分开，政府职权无所不包，近些年来因为市场经济成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同时发挥各种行业协会的更大作用。这样的历史经验归纳起来，就是社会中间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原有的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力量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中间组织的形成，有一种路径依赖，那就是政府的“催生婆”角色，例如经济主管部门对各种工业协会的催生。可以说政府还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据了解，这次工会的组建原则是自愿，没有任何的行政干涉。的确，“催生婆”只是“催生婆”，不能把社会中间组织管得死死的。“催生婆”角色不走误区，这才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熟。我们认为，政府不宜介入到社会中间组织的具体活动中去，而可以通过对社会中间组织进行立法，并从宏观上进行管理。

　　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依赖于公民意识的加强，更依赖于政府主动制约自己，社会中间组织的作用越重要，市民社会就会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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