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晓阳

　　从日本人珠海“买春”到纪念南京大屠杀，爱国之音又不绝于耳。的确，在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准则里面，爱国在众多品质中脱颖而出，成为公民最基本、最首要的道德内容：如果连祖国都不爱，又如何能够对一个人提出别的道德要求呢？

　　但是，爱国却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其一，有好处就爱，没好处就不爱。有些人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给予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就有理由不爱国。”按照这种逻辑，汪精卫因为无法得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所以“有理由不爱国”;溥仪因为得不到大清皇帝的龙椅，所以“有理由不爱国”。对某些人来说，当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的时候，就到处宣扬爱国，表演自己的爱国。而当时转事移，他的要求暂时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到处发泄不满，哀叹怀才不遇，甚至不惜恶毒攻击自己的祖国和所处的社会。让我们记住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爱国不是做买卖，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要义。”

　　其二，国家强就爱，国家弱则嫌。早些年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在几年辛苦拿到绿卡或者嫁了老外吃了几天西餐之后，就在国人面前挺起了腰杆：我在美国如何如何，你们中国又如何如何……恨不得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这几年，中国也慢慢地“牛”起来了，于是这些人又纷纷撒娇，说他们在海外受了多少苦，如何思念祖国云云。对于一些球迷来说也是如此。“当着外国人为自己的球队喝倒彩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位老国脚说，“如果是在战争年代，这样的行为就是汉奸──到底是谁不爱国！”

　　其三，爱国就是中国什么都比外国强。报纸经常报道外国人在游览了长城、故宫后激动地说：“我爱中国，中国太伟大了。”在报纸上，常常还可以看到“某某国对我国所取得的某某成就表示赞赏”、“联合国某某官员盛赞我环保成就”,等等。看得多了，仿佛这就成了我们的爱国。相反，“某某对我国某某领域提出批评”在我们的主流传媒上往往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作者就有“不爱国”的嫌疑。有时候我在写文章时，不小心对外国的教育方式、文明礼貌等鸡毛蒜皮的小节赞叹几句，就会有敏感的人抗议：你懂不懂，这种礼貌最早来源于中国，这种方式中国早在多少年前就有了，或者中国早在多少年前，就是这些蛮夷之邦竞相效仿的老师。

　　其四，爱国就是护短和文过饰非。在中国，爱国不爱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个爱说真话的人很容易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在中国还不十分强大、在中国民众还不十分自信的情况下，直言揭露我们自己的问题，更容易招致“不爱国”的明枪暗箭。只要一说美国有优秀之处，一说日本有过人之处，言者顿时就会成为民族罪人，被数不清的人骂作“走狗”，实在感到“比窦娥还冤”。

　　其五，爱国就要拒绝洋玩意。在一些少壮派爱国者的字里行间，“火烧好莱坞”、“不吃麦当劳”、“打倒东芝”成为纯粹的爱国主义。有一段时间，很多观众宁愿购买盗版美国大片光盘也不愿走进电影院观看国产影片,被部分媒体指为缺少“爱国精神”。柏杨先生曾经写过一文，说自从批评本土电影《梁山伯祝英台》后，就接到不少读者先生的信，有的大斥大骂，有的婉转解释，有的“则因我不看中国电影而说我是卖国贼”。柏杨说，至于说我不爱国，则为该二三流电影效命，拉低中国艺术水准，使国际间以为该电影就代表中国，就是中国人灵性的艺术的最高造诣，才真正地是不爱国。

　　其六，爱国口惠而实不至。有些人经常把爱国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到了让他们出钱出力，哪怕只是捐出一块钱、献出300毫升血，他们也会退避三舍，悄悄地溜走，全然没有了往日的豪情。有人说，爱国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最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也是最廉价的情感付出。其他的美德，比如孝心，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对所谓的爱国主义，无须付出成本，只要发泄式地叫几句“中国不怕战争，打他丫挺的小日本”，就足以满足某些人那颇为虚伪的爱国情怀。关键是这些人很清楚，不管中日怎么打，也轮不到他们。一些大学生，早上可以愤怒地走上街头高呼抗日口号，下午仍会去看北野武的片子。

　　关于爱国，可说的很多，但是如果要说真话，就不那么容易了。笔者已经说过，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稍不小心就会招致非难。一位围棋国手从美国回来后，曾经说了一句犯忌的话:我还是觉得洛杉矶的月亮比我们的圆。这位国手反复观察了很多天，“不知什么原因，人家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圆”。后来终于有专家指出这可能和大气污染有关，污染严重的城市，晚上是连星星也看不见的。他终于得以既说了真话，也没有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可是另外一些人却不会有那位国手的幸运。

　　聂晓阳：北京大学硕士，新华社驻以色列记者，著作有《北极首航纪实》、《保卫21世纪》、《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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