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子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死刑，当日执行。与“刘涌案”有关的种种争论和质疑，或可从此平息，而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却不应当就此完结。

　　一个渐成常识的事实是，一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做大，之所以能够长期横行乡里、残害百姓，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有腐败的国家工作人员充当其“保护伞”。没有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撑腰，刘涌的腰杆能有多硬？而湖南邵阳以绰号“小红宝”姚志宏为首的特大黑社会团伙恣意妄为，也与时任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勇等人的庇护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检察机关今年将执法利剑直指“保护伞”。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496件514人，其中，司法人员387人。(12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

　　但我以为，把那些充当“黑社会”后台的国家公职人员称为“保护伞”，是不太确切的。因为他们和“黑社会”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所谓的“保护伞”，实则已演变成“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谈到打击黑社会犯罪时，中国十大杰出民警、锦州市公安局局长、著名“打黑局长”王立军曾说过一句名言：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见今年第51期《阿望》)此等肺腑之语，非“打黑局长”不能言。从现象上看，所谓“社会黑”，就在于有国家公职人员为“黑社会”充当黑后台，提供黑土壤。你要打击“黑社会”，他便为之或通风报信，或“指点迷津”，或百般说情，或久拖不决，或久审不判。因此，打击“黑社会”实际上面临双重战役，一重针对“黑社会”，一重针对“社会黑”，而又以后一重战役更为险恶。于打黑者而言，“黑社会”中是“敌中无我”的，而自己的队伍中却是“我中有敌”，这样的仗打起来，焉能不险恶丛生？

　　但在本质上，我更愿意把“社会黑”理解成公权力被“黑社会”或明或暗地侵蚀，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暗的一面，是国家公职人员被“黑社会”拉拢腐蚀，公权间接为“黑社会”所用；明的一面，是“黑社会”成员钻进机关，公权直接为“黑社会”服务。刘涌在被捕之前，是沈阳市人大代表；“小红宝”披着邵阳市大祥区政协常委的外衣，跻身上流社会；辽阳市“黑老大”曹杰更是身兼省、市、县、镇四级人大代表，还担任当地经济特区管委会副主任、特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成为把持一方、独立于政府管制之外的“第二政府”的首领。

　　“黑社会”的存在不以“社会黑”为前提，但“社会黑”必为“黑社会”张目，且削弱打黑队伍的战斗力，增加打黑工作的风险性。因此，如果说打击“黑社会”为要务，那么，清理“社会黑”则应为急务。若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与监督，斩断攫取公权的“黑手”，削除被染“黑”的“红顶戴”，“黑社会”又能“黑”到哪里去，又能“黑”多久呢？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