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航

　　几天前，公安部在今年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笔统计数字：2003年1至11月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395万余起，同2002年基本持平，其中18个省、自治区的杀人案同比下降了7.7%。

　　尽管新闻发言人并没有说明下降的7.7%代表了怎样的一个具体数目，但我却嗅到了这个数字背后不寻常的味道。过去的一年里，公安机关接连破获了一批恶性刑事案件，有力地伸张了正义。然而，一些恶性案件还是屡屡见诸报章，其犯罪情节手段之残忍、社会影响之恶劣，让人瞠目。为此，有识之士已多次呼吁媒介“不要炒作”，以免给作恶人发出错误的信号。

　　这样的呼吁是有道理的。一桩刑事杀人案，无论作案人出于怎样的动机，其结果无疑是剥夺了人的鲜活生命。所以，如果没有法定的从轻或免除情节，对这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无疑是要严惩的。古今中外，这一点概莫能外。汉高祖刘邦就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从我国现行刑法对故意杀人罪课以极刑的规定，也能看到西方“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这一法律信条的影子。它意味着，对杀人者课以严厉刑罚，既是惩罚又是预防，可谓“杀一儆百”，目的是让那些心存杀机的不法分子停止作恶！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感情用事，而实在是为一些杀人凶犯的恶行愤慨不已。在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犯黄勇连续残杀了17个花季少年，而他的最初动机竟是“看了暴力片，感觉杀人很酷”；北京一个凶犯与妻子残杀并肢解了12个人，竟是为了每月几百元的房屋租金；仅仅是因为受雇跟踪调查对方的底细，一个安徽小伙子在京城繁华中心被人活活打死，并被弃尸于医院门前；更甚的是，浙江绍兴的一位所谓“科技精英”———徐建平，在杀害了妻子并残忍地分尸后，竟然以自己有技术创新、专利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为由，要求从轻惩处。案发后，居然还有200人上书该省高级法院，要求对徐从轻发落，进而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科学家杀人能否免死”的讨论。呜呼！这些丧心病狂的杀人者倒是“有理有据”了，他们哪里还有一点最起码的人性？难道他们不知道杀人是犯罪、要受国法严惩吗？事实上，作案者业已膨胀的自私心理，早已驱使他们铤而走险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谁来说都只有一次。因此，谁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仍然有人不予理会甚至疯狂地作案：为一己之利血刃他人的有之，为谋不法之利草菅人命的也有之。由此我深切地感到，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人命关天”这一基本的人性与人文教育，需要赶快补课。首先应从小学生教育做起，最基本的起点是“杀人偿命”。而当惨烈的命案发生后，人们忙于破案、善后，或忙于分析作案人变态心理，都是必要的，只是我们还要细细地反思一下：“杀人者死”这一古训，以及庄严的国法，为何没有对作案人以有力的震慑？我们还要做哪些努力？对大众媒体来说，不但要关注血案本身，也要关注案件背后的各种消极因素，更要对那些有“犯意”的人大声断喝：杀人者死！作恶者绝没有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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