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军

　　在一般人不容易见到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个了不起的变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几个一律用黑体写成的四方大字正在从一些司法机关的审讯室中悄然退出。那些敏感的新闻记者告诉我们，在武汉市公安局、抚顺市检察院的审讯室里，这一有着50多年历史的标语已经被拿下，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更是一步到位，用《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替代了它。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变化，代表着文明社会的现代司法理念已经被司法权力部门接受。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只有在这个阶段才会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让我们再来讲一遍那个著名的故事。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米兰达被控劫持罪、强奸罪一案时，认为审讯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战术使得被告米兰达受到心理上的压迫，因此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审讯者如下四项权利：其一，被审讯者有权保持沉默；其二，如果他选择回答，他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法庭的证据；其三，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陪同；其四，如果无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忠告”。“米兰达忠告”在法律上的表达便是英美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沉默权制度”；而它在现实中最生动的体现就是我们在国外的电影中经常听到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所说的那句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忠告只有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司法理念。

　　1997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之后，法学界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自此开始，废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看押室墙上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已经明确承认了被讯问人有沉默权。

　　沉默权制度最早源于17世纪的英国，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是正义向非正义的宣战，理性对非理性的否定，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而在中国，逼迫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传统悠久，杀威棒或是滚钉床都是为此而设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期，由于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尖锐所带来的对新政权生存与稳定的威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也被用作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打击阶级敌人的重要手段。无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确曾经起到过威慑罪犯、加快破案进度等作用。然而，这个界定不清、非法律语言表述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司法理念，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个人权利严重被漠视、法治观念尚未树立的年代，这样的刑事政策因其反映了首要的政治需求而未遭质疑，成为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项法宝，并得以保留与延续下来。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个八字政策所隐含的潜台词便是“有罪推定”。因为“坦白”和“抗拒”的首要前提就是有罪，有罪才可谓从宽或从严，否则，假定一个人无罪，又何谈坦白与抗拒，更无需从宽或从严。这与现代法治原则中人所皆知的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显然是背道而驰。

　　在制度层面上，新的《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而在五年前，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确规定了：“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这些都加速了放弃八字方针的必要。

　　八字方针的内容是含混的，何谓宽？何谓严？何为坦白？何为抗拒？——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用一句模糊含混的原则性警语指导司法活动，其隐藏的危险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这样的危险已在屡见不鲜的刑讯逼供案件中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多少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正是在这条政策的高压下不断遭受侵害。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和武汉市公安局以及抚顺市检察院的做法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危险和机率下降的可能，看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将得到保障的可能，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背后所体现的司法理念的转变。《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内容不仅仅是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摒弃，也不仅仅是简单地承认了被讯问人的沉默权，更重要的是它反映我们的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逐步承认与保护，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真正理解和实施。实践的一小步亦是理念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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