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一琨

　　2003年12月11日标志着中国加入WTO的第二年旅程已经结束，但却很难说它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不是2001年。那一年，关于国家利益的程序性谈判被提高到了事关民族尊严的高度，我们的企业领导人们则把即将进入的海外竞争者形容成嗜血的食肉动物。两年以来，一切都在平稳中进行。没有出现国外农产品大规模涌入中国的现象，也没有出现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滑坡；曾经散兵游勇式的汽车工业增长强劲，而金融业则依然让人提心吊胆；汽车便宜了，出国方便了，电器降价了，触手可及的生活生动地告诉人们与世界接轨的好处。除了个人福祉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给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给了我们面对艰难转型的底气。在今年对外贸易预计突破8000亿美元的同时，“世界工厂”和FDI流入第一大国的光环也让人们有了意外的惊喜。毫无疑问，打破贸易壁垒让我们受益匪浅，WTO这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让我们大开眼界。

　　两年的旅程如此愉快是因为我们有些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上述机制的总体受益方，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理解和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谈判机制，纷争到来的时候这一点将更为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对外贸易总是天然地与民族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也许有时候它只是涉及到部分贸易部门，但是总能顺理成章地上升为国家间、民族间的恩怨。抵制来自某国的贸易品成了民族主义者常用的口号，而贸易保护政策也可以奇妙地成为政府获取民心的有力武器。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世界，一时利益的得失可以影响甚至扭曲人们的判断，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在一国国际收支中，顺差多好还是逆差多好在经典经济学中本是一个假问题，但是围绕这一假问题总能在国家之间掀起些波澜。

　　种种迹象表明，自由贸易的信念与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仍然面临挑战，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于9·11事件之后，发展中国家急切希望此轮会谈能够在乌拉圭回合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但是坎昆会议的结果与各方的预期尚有较大距离，欧盟仍然在农业问题上拖拖拉拉，布什总统则在钢铁关税问题上显得十分不智，自由贸易仍旧被视为富国掠夺穷国的工具。

　　这个时候更有必要澄清一些概念，我们必须知道，交换权与财产权一样，是一种自然的权利，贸易保护的实质是掠夺，是少数人、少数部门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利用国家暴力掠夺多数人，贸易保护带来一国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是很容易证明的。最新一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则告诉我们：即使是全球化的著名反对者斯蒂格利茨也承认，开放的经济体更容易抓住经济增长的机遇；从总体上来讲，穷国的关税水平要高于富国；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与解除贸易壁垒的潮流相伴的是从1987年至1999年，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了5个百分点。被全球化的反对者们所诟病的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尽管有时候显得软弱无力，但是它们还是通过“最惠国”条款打开了发达国家的市场，消减了纺织品及服装的配额，给予了不发达国家平等的发言权与磋商机制。

　　12月5日，布什总统宣布取消20个月前实行的将十类钢铁产品的关税从百分之八调整到最高百分之三十的决定，从布什总统宣布提高关税起，欧盟就向WTO仲裁机构提出申诉，WTO随即裁定这一行为违法，如果美国不立即撤销保护性关税，欧盟可对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高达22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这将严重打击美国出口企业。中国、日本、韩国、挪威、瑞士、新西兰和巴西都支持WTO的决定。最终，布什总统在总统大选选票和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之间做出了正确抉择，这一变化当然是国内外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是事件各方选择在WTO机制下解决矛盾，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环境的路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无法避免贸易政策成为一国政府调节国际关系和国内矛盾的工具，我们也无法避免国与国之间在双边和多边贸易领域中出现纷争，我们甚至无法避免某些低效率、非比较优势的部门在中国逐步履行入世承诺的时候受到冲击，部门利益受损，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是冷战思维和过分宣扬的民族情绪；我们相信消除贸易壁垒、互惠互利已是国际共识，在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下处理争端是有效手段，对这些观念的廓清将保证我们在加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未来中更富智慧，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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