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笑蜀

　　重庆井喷，数百人死亡；东北鞭炮厂爆炸，数十人死亡。时间相隔不过数日。据闻，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正在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追查中。善后安排有条不紊。

　　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程序化、技术化的善后安排，就能寄托全部的哀痛？

　　不过，我并不意外。生命的悲剧在中国本来就是寻常之事。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建筑业的繁荣，大小煤矿的兴旺，莫不以无数农民工的前仆后继为代价。

　　也就因此，我们似乎习惯了灾难，习惯了死亡。

　　不能不承认，普及生命至尊，在中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

　　抽象地谈论生命至尊，大多是欣欣然。但涉及具体现实，就另有一种景象。现实中，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密度过大，土地承载量过高，这些概括不过是人口过剩的委婉表述而已。人口既然过剩，那么在一些人的眼中，生命当然就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了。生命至尊便由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人口过剩，但不会所有的人都过剩；生命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但不会所有的生命都是包袱、是麻烦。毕竟如画江山，都为着万物之灵的人准备的。那么谁是天之骄子可以享受大好江山，谁是包袱、是麻烦，就只好以力裁决了。由此必然演绎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紧张关系、挤压关系、排斥关系，演绎出生命的畸贵畸贱、畸轻畸重：一部分生命的显赫必须以另一部分生命的沦亡为前提。这种情况下，主张生命至尊，主张众生平等，岂非天方夜谭？岂非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人多的确会造成很多困难，但困难多没有人的办法多。比如，香港的人口密度不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小(2000年，北京城区人口密度为24278人／平方公里，香港的平均城市人口密度为27000人／平方公里)，但所有去过香港的北京人应该都能感受到，香港行人与行人的关系、人车关系，远比北京和谐。个中缘由，当然就不在人多人少，而主要是由制度安排的差异、文化理念的差异所引致。

　　可见，人多人少跟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最多只是一种或然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要素，主要在于制度安排，在于文化理念。如果制度安排、文化理念能跟现代文明同步，人多造成的困难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的。如果不能同步，则即便坐拥金山，又能于事何补？君不见，人均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如伊拉克，萨达姆治下，人民照样含辛茹苦，生命照样轻如鸿毛；人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如以色列，人民却安居乐业，生命之尊令人瞠目。

　　具体到中国来说，人多始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问题。中国地不大——可耕地面积少，物不博——人均自然资源少；这两个方面中国不占优势，拼不过人家。不过这不是最要害。如果现代文明能够改造中国的传统体制，那么自然条件的不足是可以补偿的。但不幸，自然条件的不足而外，中国始终受到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理念的双重制约。中国惟一富余的似乎就只有人命，中国惟一可拼的似乎就只有人命了。生命悲剧之所以在中国频频发生，只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个根本的解释。

　　但，出路仍在。形而下的自然资源有限，形而上的智慧资源则无穷。知识经济时代，智慧资源更是决定性的资源，为任何自然资源所不逮。既然人均自然资源过于局促，难有拓展空间，就应该摒弃固有的唯自然资源论，不要只打自然资源的算盘，只做自然资源的文章；而要把突破口主要转向智慧资源，拓展智慧资源的生长空间，破除一切对于智慧资源的桎梏。陶行知先生晚年曾大声疾呼：解放人的眼睛，让人去看；解放人的嘴巴，让人去说；解放人的大脑，让人去想。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中国人本来不笨，中国根本就不缺少智慧资源。只要照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去做，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心灵，中国就将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将为中国之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最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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