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华琳

　　据《中国青年报》昨日报道，2003年12月由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的，针对生产经营伪劣“丰田”汽车配件而组织的一场打假行动，却引出了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之间的职权纠纷，双方都主张有权管辖。

　　审视《产品质量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这两部法律，不难发现，两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不同，所规制的对象也不同。《产品质量法》所规制的对象是“产品”，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所规制的对象则是“进出口商品”，立法目的所更侧重保护的，并非是一般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而是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在这起打假案中，作为标的的伪劣汽车配件是由国人生产经销的，将其视为“进出口商品”纳入检验检疫部门的管辖范围内，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因此，将这些配件视为《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由质量监督部门进行处罚，是妥当的。

　　尽管这个事件可以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解答。但是在我国当下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类似的事件还屡见不鲜，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应当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审视行政职权冲突现象。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进程相当程度上倚重于政府的主导。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通过更多的立法，更多的政府管制，来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管制目标。

　　因此，往往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国家就立一部法律，出台一套政策，创设一个政府机构，建立一支执法队伍。这些仓促间出台的法律和管制措施，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少对与相关法律和政策关联性的审视，这些都加剧了行政职权冲突。

　　其次，应当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审视行政职权冲突现象。

　　我们常常会把政府下属的各个行政机关想象为一个统合于政府之下的，一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一元化的整体，想象行政机关仅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行事。但一方面，行政机关会有作为“经济人”而追求自身机构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会尽量扩张自己的管制职权，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很多行政职权冲突，乃至造成“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源自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

　　另一方面，我国各种利益群体也逐渐浮出水面，那些占据经济优势的利益群体，也有可能凭借手中集聚的资源，通过诸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手段，影响政府决策。一定程度上，行政机关对某些管制职权的孜孜以求，尽管可能仍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实质上可能是为了满足机关本身利益或者特定强势利益群体的需要。本文中云南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对伪劣汽车配件管辖权的主张，或许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佐证。

　　对此所能采取的首要措施就在于：在立法和政策形成过程中，要对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通盘考虑，对各管制机构的职能进行缜密细致的分析，理清各机构的职责权限，搭建好各部门权限间的“篱笆墙”，从而更好地实现管制目标，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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