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年画基地，很多人看过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会留下戏谑的印象，电影里周星驰面目青肿，流着鼻血摇头晃脑吟咏“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换酒钱”，就是桃花坞年画的来历。唐伯虎不仅卖仕女图、春宫画，也卖年画，他堪称最大牌的手工艺人。

　　记者一到苏州，就直奔阊门内的桃花坞大街，一位三轮车夫极力劝阻说:“为什么不去园林呢？桃花坞大街早就没有年画了。我在苏州这么多年，根本不知道哪有卖年画的。”他本人是苏州农村的，他说村里人的过年方式现在是打打牌或者到上海旅游，像他则为了拉活，根本就不回家。

　　桃花坞大街的确不能称之为大街，它是一条类似胡同的小街，街上只有破旧的小吃店，唐伯虎故居桃花庵在一个更深的巷子里。房志达师傅说他学艺的时代，这里“两部黄包车不能并排过，一脚跨到街对面”。但那时就是这条小街上，曾聚集了50多家年画铺子。苏州工艺美院的工艺美术大师张晓飞说:“桃花坞这个名称就来自于这条街，当年它的年产量在几百万份。”苏州是整个南方年画的产业基地，它控制了十几个省，其中江苏、浙江、安徽都是当时最富饶的省份。王祖德老师讲起桃花坞当年盛放期滔滔不绝:“明代的苏州织造业发达，桃花坞的年画功用性特别强。”江南人春天要上山养蚕，离家前他们在门前贴上很风趣的“蚕猫避鼠”年画，把自己比喻成养蚕的猫，客人是老鼠，来客就明白家中无人，不会贸然来访。

　　苏州多是富商，他们又懂得藏富和守富，住宅多是天井式间隔，大门窄小，里面结构复杂、门户重重。老艺人说，当时不同门上贴的年画题材也不同:大门由武将赵公明保守，二门是文官，东门金鸡报晓，西门猫抓老鼠，客厅里挂着“忠义堂”，书房里则是“五子夺魁”，后门就变成了钟馗或者小桥流水，钱柜上贴着刘海戏金蟾，船上是一帆风顺。王祖德告诉记者，这些讲究一点也错不得，纵然是不识字的农民也分得清清爽爽。

　　年画出现的另一个契机就是苏州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明清的有钱人不比谁的存款多，比的是谁家藏书多。那时候制作一部书的模板耗资巨大，巨富才有闲钱去刻书。虽然清末战火流离，江南却一直平静，即使在太平天国时期，桃花坞也兴盛异常。王祖德风趣地把历史最久的铺子“王永兴”称为“年画托拉斯”。房志达从14岁开始在“王永兴”学徒，他说当时光练基本功就要经历三年时间。年画在当时功用无数，记者在桃花坞年画社看到的《四大才子游春图》就是早期的连环画，分成一格格，讲述了一个完整故事。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也来自桃花坞。一幅普通的《春牛图》上有一年的节气，王祖德说，这是最早的挂历，农民看了它知道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富人们喜欢在船上听评弹时呼朋引伴，他们的请柬也是用年画制成，就连早期的广告也来自于桃花坞年画。

　　江南人得知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也是得自于年画，它大概是那时最时髦的新闻纸。年画在苏州的过去，绝不只代表过年，它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日常生活，从正月十五到端午，从中秋到请灶神，在房志达的记忆里，铺子里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

　　从50年代起，所有的店铺都收归国有，“一晚上敲锣打鼓”，就合并成了一个“年画合作小组”。后来是年画合作社，再后来是年画厂，房志达一直是厂里的工人。1958年大炼钢铁，年画的内容也改为养猪、爱劳动学文化，就连门神也从秦叔宝、尉迟敬德变成了两个工农兵。房师傅苦着脸说:“农民哪认这种门神啊！卖不出去，自己在家画着玩吧！”

　　“文革”开始后，年画的模板作为四旧都被砸了，房师傅很痛心:“好多都是清初的板子，最早的有二三百年历史，因为是枣木的，保存很完好，砸半天砸不烂，哪像现在的梨木板那么不结实。”这些砸不烂的板子在经历了露天的风吹雨淋后终于朽掉。

　　种了十年地之后，房师傅回到年画社，现在年画社共有六七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个是去年刚毕业的学生。年画的原料也从白报纸变为宣纸，颜料换成水彩。王祖德比较了桃花坞和杨柳青的不同——杨柳青现在是胶印，可以批量生产;桃花坞一直保持着木刻传统，一方面它保存了雕版印刷的艺术，另一方面这又限制了它的扩大，而且必须是口授身传。吕美立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犹豫地说出:“在接手桃花坞年画社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衰亡了。就像给大熊猫吃伟哥一样，这种政府行为的保护只能让它苟延残喘。”但正像每个被采访对象一样，吕美立否认这种衰亡是由于桃花坞本身失去了价值。他举了浮世绘的例子——脱胎于桃花坞的浮世绘却成了印象主义诞生的源头，几乎所有欧洲的印象主义画家，都是浮世绘的临摹爱好者。它的兴旺是因为日本经济发达后，和欧洲来往频繁，而当时的中国正是闭关锁国期。浮世绘在发展中趋于精巧，迎合了士大夫趣味;桃花坞却从文人画变迁为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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