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一兵

　　据报道，中央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明确反腐战术将作“三大转变”，其中一条“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

　　多年来“事前监督”的廉政制度其实已经不少，法律层次还不低，甚至可能是法规或部门规章。但各个权力部门、行政执法单位却又出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禁令”。

　　法律明文的东西，为何非得用“禁令”之类再次强调呢？还得从法律制度里去找原因，原来当初创制者的出发点就是将制度的执行者看成是谦谦君子，心目中早已给了“君子假定”、“道德人假定”。导致“应当”之类的可为性规定比较多，“禁止”、“不得”之类的强制性规定相当少。所以，那些后来在“禁令”中重申、强调的制约和惩戒条款往往是非常羞涩地躲藏在字里行间了，似乎对君子再提强制、禁止性的要求还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我们官员中不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但不可能全是谦谦君子、道德先生，否则就不用纪检监察部门如此忙活。

　　我认为纪检监察部门也不宜就年龄之类搞什么重点对象进行防范，例如“59岁现象”。那样的话也许会防不胜防，这种事后的监督到最后说不定又会产生什么新的现象。

　　不如就将预防的环节放在法律和制度创制之前，给官员来个“小人假定”，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是把制度安排建立在圣人永善的高调假设上，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先小人后君子”。

　　再高尚的人，他的权力也要受制约；再平庸的人，他的权利也要有保障。必须将预防的环节放在法律和制度创制之前，给官员来个“小人假定”。这样，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是把制度安排建立在圣人永善的高调假设上，并最终会让小人受到惩戒而君子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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