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需要“国际主义”“有所不为”需要“韬光养晦”

　　外滩特约撰稿 郭学堂/文

　　“新年新春新气象，同荣同富同和平。”

　　用这副对联来描述中国外交在猴年的开局可以说最恰当不过了。从胡锦涛主席出访欧非四国的情况看，这次访问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在于中国形成了新的外交格局，而且在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新的外交理念。

　　新的外交格局已经形成

　　随着国力的不断壮大和融入国际体系速度的加快，中国越来越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提高了大国外交的地位，同时也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增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新世纪以来，“大国外交是关键、周边外交是首要、发展中国家外交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格局已经形成，其中核心内容是担负起大国责任，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这次胡锦涛访问的四国中，法国是发达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埃及、加蓬和阿尔及利亚是发展中国家。在《中法联合声明》中，两国就“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更加安全、更加尊重多样性和更加团结的世界”达成了广泛共识，合作内容涉及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国际问题，中法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中最为成熟和最为扎实的大国关系。胡锦涛在埃及开罗会见阿盟秘书长穆萨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中阿合作论坛”也同时宣布成立，这是继去年底温家宝总理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后，中国巩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中非关系、中阿关系进入新的时期。

　　中国的周边外交更加精彩。2003年，中国与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关系由安全层面扩展到了经贸层面；中国推动和实现了第一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正在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日韩两国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印关系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可以说2003年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年。新年伊始，中国正在积极促成第二轮“六方会谈”。

　　上述外交成果不仅表明中国长期以来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丰厚的回报，而且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中国外交需要国际主义

　　然而，正如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样，其国际反应也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面对长期的外交难题：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才能做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大国？如何才能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到底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归根结底：中国要不要倡导和实行新国际主义外交政策？

　　什么是国际主义？实际上，这个词本是一个褒义词，有两种基本含义，概括来说，就是国际主义主张和推动国家间合作。这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完全一致。

　　崛起的中国在外交取向上出现困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错误选择。我们在重提国际主义时，必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重新认识外部环境。第一，全球化推动和加强了国际合作，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必须学会与外界良性沟通，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处。在传统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事务中，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是需要以和平崛起的姿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致力于消除各种安全威胁。

　　第二，综合国力的壮大要求中国适时参与国际事务。“小国寡民”思想已过时，中国的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同步的。客观上，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我们实施提升综合国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主观上，它也有助于我们化解外部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塑造中国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国际政治形象。

　　20多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特征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而且对前者比较偏重，目的是为了提高国家实力和推行睦邻友好外交。外部环境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对后者要有所偏重。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大力倡导新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其根本原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把握这一原则需要掌握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二是在坚持第一个基本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国际主义不是要放弃重要国家利益，也不是要“称王称霸”，而是要在国际大家庭中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是对“韬光养晦”战略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有所为”需要“国际主义”；“有所不为”需要“韬光养晦”。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新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负责任地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事实上，关于新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手段，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不少，也做了不少。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主张”和“六个继续”，就是对这种新国际主义手段的很好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是一种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际主义。这是利益所致，也是实力所致。这种新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大有潜力可挖。(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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