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钊

　　过去的一年，因为“SARS疫情”、“孙志刚案”、“李思怡案”、“刘涌案”和“宝马案”等一些事件的出现， 学术界称2003年为“公民维权年”。这一称号的得来，应该说时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闻报道将事件推向台面，时评则 在事件中推动着思维向纵深处追索，直到规则、人性的层面。

　　因此时评又有“公民写作”的标签。虽说我们自古便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圣断，但对于时评来说，怎样命名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来写和写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时评这一文体虽然进入了兴盛的时期，但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其自身发展的 问题。

　　首先，从时评的指向来看，大多是聚向强势阶层，主要表现在对权力者、富豪阶层和精神把头的行为的评议。时评的 本质就是对时事的评论，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强势者确也是时事的主角或重要角色，自然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但应该 注意的是，这样的评论写得多了，写作者就可能滋生出一种代言人的感觉，认为自己正义在身，公理在手，有着形成另一种话 语霸权的危险；再者，兴奋点如此集中的时评，似乎缺少了对于“公民自身”行为的评论，即对于“庸众”习俗的批判，而历 史发展的进程表明，习俗是变革的最隐蔽而又最有力的杀手。

　　批判是时评的灵魂，时评一旦失掉了批判精神自然也就要走向末路，而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时评露出了“时捧”的苗 头。这从一些时评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某某制度的出台是人性化的体现”、“某某行为表明了人性关怀”等等。时评的 任务是对新事物的催生和对腐朽行为的批判，而不应该是对行为的捧赞。在这一点上文学批评走向文学吹捧的教训值得吸取。 如果时评趋向了“时捧”，这一新生的文体也就变成了乖巧的宁馨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时评变成了情绪宣泄式的“时骂”。这种时评固然犀利尖锐，读起来痛快得很，但缺少理性 的思考和追问，不能引发人们深入的思索。它没有深度的开掘，结果也只是“聊以出一口恶气而已”。

　　时评的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建设性”。我认为，所谓的“建设性”是带有献言献策意味的。作为一种公民理想追求的 表达，“献计”性质的时评当然可以写，然而，如果将此作为一种要求和模式来规约时评，结果只能是将时评异化。假如时评 作者都如此去写，时评就成了“为官者谋”和“为王者师”的策论，也就很难再称得上是“公民写作”和“为公民写作”了。

　　声明：《外滩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