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由于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持续顽固推动“台独”路线，给台湾同胞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失，并造成社会严重失序。大量事实证明，“台独”是台湾社会的动乱根源，是台湾同胞“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最大障碍。

　　一、台湾社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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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复苏缓慢，劳工阶层成为最大受害者。

　　台湾经济在2002年虽有所回升，但总体形势没有摆脱困境。据台有关部门统计，台湾经济受世界经济形势回升的影响，特别在祖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下，前三季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0%、3.98%、4.77%，官方预测全年增长率可达3.17%，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改善岛内民众的经济境状。股市方面，股价指数在3、4月份虽一度上升到6000点以上，但在8月份，受“一边一国”论等“台独”谬论影响，股市指数一路下挫，最低在4000点以下。全年岛内投资减少近两成，岛内失业率居高不下，除了4月份略有回落，一度下降至4.98%外，其他时间都超过了5%，8月份，受毕业生就业影响，失业率更高达5.35%，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据台湾《天下》杂志调查显示，失业已经波及到34.5%的家庭，另有76.6%的人担心自己或家人失业。受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影响，全年度政府债务余额达29000亿，占GNP比例高达33%，人均负债达13万余元新台币。

　　糟糕的经济形势，最大受害者为劳工阶层。据台湾“1111人力银行”与民进党籍“立委”周雅淑11月公布的“劳工压力源及行为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2001与2002年的薪资，明显比1998到2000年间低，有53%的受访者本俸遭删减，65%的受访者变动薪资被砍，其中更有将近5成的受访者表示“减少很多”，近73%的劳工认为生活压力非常沉重，甚至濒临崩溃；53%的劳工不敢买房子；7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60%劳工不愿生小孩；46%的受访者对于痛苦的疾病，宁可“先忍耐”，也不愿看医生。

　　(二)“台独”声浪空前高涨，进一步激化统独矛盾与族群对立。

　　2002年，陈水扁一改过去“只做不说”的“渐进式台独”作法，开始“又做又说”地推动“台独”。3月17日，陈水扁公然声称“无条件、真心诚意的支持”“台湾正名”、“国家制宪”活动，并将“拼正名”列为其未来施政重点之一。7月21日，陈水扁还表示，要“走自己的(台独)路”。8月3日，陈水扁鼓吹，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并表示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与此同时，李登辉带着“台湾团结联盟”，扮演着“台独黑脸”，为岛内的“台独”浊浪推波助澜。对年底选举，陈水扁、李登辉等人更以所谓“香港脚”来暗喻马英九出生于香港，对台不“忠诚”；则叫出“一边一国投一号(李应元)”、“一国两制投二号(马英九)”的口号，以求在选举过程中再次炒热“统独”问题，并妄图进行族群动员。

　　当然，陈水扁所谓“走自己的路”、“一边一国”论等都是赤裸裸的“台独”谬论：“台湾团结联盟”所谓“总统台生条款”其实是针对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外省人而来，因而引来了国亲两党的强烈抨击，他们除了要求陈水扁“说清楚”之外，甚至经常打断正常的法案审查过程，进而影响到“立法院”的会议进程。与此同时，在台当局的鼓动下，激进“台独”分子先后在5月11日，11月17日举行了所谓的“台湾正名”大游行，而为抗议“台独”嚣张气焰，台湾同胞先后在5月19日，11月18日举行了“反独救台大游行”，并且每次游行过程中，都有“台独”分子殴打反“独”人士的事件发生。

　　(三)社会各阶层不满经济困境，被迫走上街头。

　　持续的经济不景气，甚至连“旱涝保收”的军公教人员也纷纷走上街头，使过去的一年成为“游行年”。

　　劳工拒缴健保费游行。台当局不顾普通民众收入减少的现实，定于9月1日调涨全民健保费，台“总工会”、“劳工联盟总会”和“医疗改革基金会”等团体联合组成“8·27全民反健保调涨大联盟”，于8月27日在台北组织了3万多人的游行活动。

　　灾民大游行。鉴于“9·21地震”3年之后，灾民仍无法得到妥善安置，10月10日，受灾户代表向陈水扁抗议，并露宿陈水扁官邸前面。

　　农渔民大游行。为抗议当局对农渔会等基层组织“假改革之名，行消灭之实”，损伤农渔民的切身利益，11月23日，12万多农渔民走上台北街头进行抗议。

　　工人大游行。11月10日，“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发起数千工人举行“秋斗”大游行，抗议当局为拼选举无视劳工死活，让工人们“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读不起、老不起、病不起”。

　　教师大游行。为抗议“泛绿”阵营批评教师逃税、并表达对台当局“教改”的不满，9月28日，6万余教师愤然走上街头，举行了台湾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教师游行。

　　乡镇长请愿游行。为解决全台319个乡镇中，57个乡镇至少1个月未发员工薪水是状况，260多位乡镇市长10月30日前往“行政院”、“立法院”陈情游行。

　　(四)治安未见好转。

　　与2001年相比，岛内社会治安未见好转，与选举、经济有关的案件仍在增加，同时，“司法机器政治化”也被社会各界病诟。

　　一是治安数据不容乐观。据台警方11月初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台刑事案、各类暴力犯罪数较去年同期呈现微幅增加趋势，罪犯呈现年轻化、智慧化，犯罪者以18岁至23岁年龄结构增加最为显著，且受教育程度也有上升之势，网络犯罪数额不断增加。《天下》杂志在年底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治安不满意度从2001年的53.5%上升到2002的57.5%。台警察主管机关所制定的治安警示灯显示，三四季的治安状况也不如头两季。

　　二是“选举犯罪”频传。在最基层的台湾省“乡镇市民代表暨村里长选举”中，警察机关便侦破贿选711件，人数高达462人。在台北市雄两市的选举中，高雄市议长黄启川被殴打，无党籍高雄候选人施明德收到恐吓信；国民党籍的现任议员陈进棋被枪击。更令人震惊的是，高雄市议长选举最后演绎成一场牵动各党派的“贿选风波”。

　　三是，贪污及经济类犯罪触目惊心。台“法务部调查局”仅在6月份，移送各地检署侦办的经济犯罪案件多达184案、192人，查获犯罪额高达新台币近138亿元；肃贪案件总计移送69案、301人。“内政部警政署”从10月25至27日3天内执行的“雷霆三号”专案，扫荡暴力讨债、地下钱庄、恐吓取财集团，各地警察局共查获207件、嫌犯93人，破获6大型犯罪集团。11月份，“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承受的资产负债高达新台币897亿元。

　　二、2002年岛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显示，民众的正常生活被经济窘迫打破；普通的价值观已被投机取巧毁灭，台湾社会已严重失序。究其原因，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台独”意识作怪。

　　(一)“贫穷是动乱的根源”。因为自身的生计问题，许多台湾同胞被迫走上街头抗议，另有些人则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首先，“台独”意识对台湾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一是“台独”势力一再阻挠“三通”，严重限制了岛内企业的市场扩张，导致许多企业被迫离开台湾。二是“台独”意识挂帅，不但加剧朝野政党的恶斗，也使两岸紧张关系加剧。三是，“台独”势力为扩大国际舞台，大搞金钱“外交”，导致台湾的“外交”呆帐高达数百亿美元；为了“武装护独”，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数千亿新台币。这些巨大的“台独”花销，不但浪费资源，而且对公共投资与社会福利造成巨大的排挤作用。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岛内经济形势难以好转，最终导致岛内就业机会减少，民众收入降低，官方财政收入下降。

　　其次，多次游行充分印证了“官逼民反”古训。2002年下半年的街头抗争活动呈现出次数多、规模大、涉及面广等特点，并都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或是抗议台当局损害了他们的经济权力，或要求台当局履行保护他们取得经济利益的义务。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台湾民众在过惯了“钱淹脚目”的日子之后，突然面临贫穷的危机，自然而然地会采取激烈的抗争手段。

　　再次，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增加导致治安恶化。台警方统计表明，罪犯年龄年轻化，而此一年龄层的人口正好与2002年第3季度失业率年龄层中15至24岁相吻合，也与高中职程度失业率居各教育程度之首的情形相呼应。从犯罪特性分析也不难看出，经济不景气反映在治安状况上，失业率攀升使无经济来源又无谋生技能的人走向盗、抢之路。从犯罪地区分布看，就业机会多的都会区也深受失业潮的影响，加上犯罪诱因、场所及犯罪目标较多，出现歹徒跨县市犯罪比例偏高，并使都会区暴力犯罪发生增加较多。

　　(二)道德价值观混乱，是台湾社会动荡、治安恶化的思想根源。

　　首先，任人唯“独”导致道德价值观的混乱。民进党上台后，根本不关心最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而是忙于确保“台独”政权。为此，他们在人事安排上采取全面“独化”的作法。只要“爱台独”，就可以平步青云，而不论其私德如何；只要“爱台独”，便可出掌公营事业，而不管他是否有才；只要是“台独”分子，都可通过“司法审判”最终无事，而不论其卷入弊案多深。如此作法，如何不搅乱普通民众的是非观念呢？

　　其次，政治人物为获取利益不择手段给社会做出了不良示范。特别是标榜“清廉”的民进党，在执政后便迅速沉沦，不但有人花巨资买票，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人物向外界高价出售自己的权力(在2002年底高雄市议长贿选风波中，民进党籍议员甚至高雄市政府都有涉案)。原本被人寄予“高道德标准”希望的政党，也不过如此而已，又怎能要求普通民众坚持公理与正义？

　　再次，媒体的误导造成普通民众是非观的紊乱。公共媒体本应是道德的传播者与导正者。然而，陈水扁一番“媒体不应只作乌鸦，而要作喜鹊”的警告，让公共媒体噤若寒蝉，加上岛内近年政党互斗、经济下沉，正面的“喜事”太少。在失去焦点的情况下，媒体为了生存，只能炒作社会新闻。打开报纸电视，夫妻反目、兄弟阋墙、凶杀偷盗等负面新闻，充斥视觉听觉。久而久之，积非成是。媒体大篇幅对社会负面新闻的报道，不但让普通百姓对对别人违法乱纪行为反应麻木，最后甚至自己已经犯罪也浑然不知。

　　(三)既然“台独”的危害这么多，台当局为什么还如此热衷于“拼台独”，挑动族群对立呢？这除了陈水扁、李登辉等人的顽固“台独”立场之外，也有着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

　　首先，这与岛内的族群结构及其政治认同有关。从族群结构来看，目前，台湾社会有“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与“原住民”四大族群之分。本省人指1945年台湾光复之前定居在台的闽南人，占全台人口总数70%以上。从政治认同观来看，本省人中，自我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近75%，希望两岸“维持现状”者近41%、支持“台独”者约14%，认同民进党者近34%(1998年统计)，总之，这些本省人对民进党及其理念的认同度远比其他族群更要高，成为民进党及其他“台独”势力挑动族群之争与统独矛盾的社会背景。

　　其次，民进党上台后一事无成，是其“拼台独”的政治背景。民进党上台之前，曾以“改革”为诉求骗取选票。然而，民进党上台后，不但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反而引来不少批评。在“司法改革”方面，进行“选择性办案”；以“查贿选”之名行打击在野党之实，大打“司法牌”：“扫黑”则是“越扫越黑”，“黑社会”公然向高官、民意代表甚至警察大发“英雄帖”。“教育改革”的内容无法解决师资与学科冲突问题，并因过分追求形式革新，而没有配套措施，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在“政治改革”方面，陈水扁虽鼓吹提升行政效率，但“八掌溪事件”早让岛内百姓丧失信心，唐飞下台又使其“全民政府”的伪装完全蜕去。陈水扁提出“拼经济”的结果却是2001年的经济出现了台湾5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失业率从民进党上台之前的近3%，一路上升到5.3%；股市指数从2000年初的近万点跌至3000多点；普通百姓的荷包严重缩水，人均GNP只相当于10年以前的水平。在这一系列失败面前，陈水扁当局只好搬出了“拼台独”的老办法。(编辑李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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