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方
甘肃省委书记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高昂的教育费用已经成为西部农民返贫的重要因素。再早些时候，教育部长称
，政府从来不承认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两位部长级大员的说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教育事业
(特别是高等教育)之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教育，从狭义来讲，是为了培养人才；从广义来讲，是为了造就“人”。这两点都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在所有关于教育的争论中，公平问题从来都是压倒性的话题。日前北京市宣称，本地本科生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五成，因此
要暂停本科生扩招，重点改为放在研究生教育上。消息一出，旋即遭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痛斥，而高考分数线的差异仍然是论者
的主要论据。也就是说，北京高教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之上。
为什么教育要特别强调公平？这就基本上与培养人才、造就“人”无关了，它主要诉求的是：必须保证这个国家社会
各阶层成员之间能够有一个正常流通的渠道。换句话说，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社会
中层乃至高层。这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前提：人只要还有希望，就可以忍受现实的种种苦难。根据各方面报道的信
息，多数农民抱有这样的信念，只要子女还有通过教育改变身份改变命运的前景，他们就不大会采用更激烈的形式反对农村的
现状。然而北大一位教师在文章里透露，目前占七成的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是倒过来的，三成城市人口享受了七
成的高等教育资源。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不论有什么现实困难，这种根本上的不公平有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最大的伤害。根
据甘肃省委书记的说法，这种伤害在物质上造成的高昂的教育费用已经成为西部农民返贫的第二位重要因素。而物质上的伤害
，必然深入心灵层面，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在这种语境之下，什么天下大同、人人平等，我们最重要的社会理想
皆为虚妄。
其实，教育的这种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流动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的功能，并非今天才认识到，早在封建王朝时期就已经成
为国之根本。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被部分研究者称为“超稳定结构”，很大程度在于科举制度也就是考试制度。“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实际上就是要为社会底层提供一条制度框架内上升的通道，尽管这条通道相当有限相当狭窄，但它的
确维系了一种梦想的存在，有梦想才有活力。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如伏尔泰，对于中国的这种制度性设计推崇备至，也是出于对
当时法国僵化的社会分层的反思。当然，我只说了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的积极意义；至于其弊端，历来多有批判，在此不赘。正
是基于这种考虑，历代统治者对于科场舞弊案决不手软，皆施以最严酷的刑罚。而中国现在的考试制度特别是高考，某种意义
上仍然承载了这种传统功能。
因此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教育公平乃是最根本的公平。其他领域的不公，或能伤害人于一时；教育领域的不公
，却伤害人一世。这是最大的不同。因此，社会舆论才对历年爆出的高考舞弊事件倾注了最严重的关切。哪怕我们所有的现实
困境都还无法解决，也必须保证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它是底线：有教育公平或者考试公平在，其他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这
个失去了，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人不能在制度保证下流动了，社会就死了。
而社会的公平，决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手段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不能产业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最根本的公平，不可能用钱来说了算。所谓“金钱非万能”，根本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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