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从2月10日起，在深圳入户的新机动车号牌尾数不会再出现“4”。广州机动车号牌电脑随机选号库里，尾数中的
“4”也已被删去，此做法今后将在广东省推行。媒体就此发表的立场、观点迥异的评论文章已不少，笔者想表达的则是：推
广此法的“行为主体”假如属“民间”或商家，也许无可厚非；如属政府或具有政府性质的专业部门，则十分不妥。
作为政府或管理公共事务的部门，对百姓意愿当然是需要尊重和重视，但需建立三个前提并以此决定自己对某种民众
意愿的态度和行动：
一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甄别某种民意的内涵。政府毕竟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引领者、代表者，假如把尾数无
“4”的民意看成是一种文化，它毕竟不能归入“先进文化”的行列；假如把尾数无“4”视为一种民俗，它虽算不上恶俗，
但也算不得良俗，更谈不上是有待继承、发扬光大乃至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化和民俗。
二是弄清楚持该意愿者在有关人群中的占比。笔者主观猜度：不可能所有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人都如此这般地避讳“
4”，尤其像深圳这样的北方人、持普通话者居多的“移民城市”。更何况，推广普通话一直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之
一。如果说推广此法所尊重、满足的仅仅是部分人、甚至小部分人的意愿，那么，作为行使公共权力、带有强制和垄断色彩的
管理部门，其推广的合理性就颇值得怀疑。有评论文章曾诘问：我想要“4”咋办？虽然稍有“抬杠”之嫌，但推广者也许并
不好答复。
三是预测由此形成的社会整体性的“导向”或潜在效应、波及效应。政府，包括以政府身份、名义对公众施加影响的
部门，永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导向”者。不仅党的宣传部门从事着政治理论导向，文化艺术管理部门充当着文艺导向，就连
纯粹管理经济活动、商品消费的部门等等，其每一项政令、规定、措施，每一次“号召”或消费者提醒，都会隐含着一定的思
想、文化导向因素。因此，凡事不仅要追求部门本身和专业范围内的管理效果，同时也要充分兼顾可能存在的对社会意识形态
的负面“导向效应”。
另外，愣是在数字库中将“4”摒除掉，等于破坏了人类已使用了几千年的计数“十进制”习惯和规律，想必会给统
计、存档等具体操作带来某种不便，同时和相关领域的衔接带来麻烦。假如把这种不便以及由此增加的有形投入换算成一种人
为的、附加的管理成本，那么，它换来的额外“收益”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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