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院权衡“不枉”与“不纵”，认为“不枉”更为重要

　　外滩画报记者 茅文贤／报道

　　2004年2月12日，记者在距离五里桥不远的南京溧水县，见到了肖兰(化名)的母亲陈女士。自肖兰七年前被 强奸然后死亡以来，她的家人一直在悲痛中不停地奔波着，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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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讨公道。

　　女儿被强暴后死亡

　　1997年11月25日晚，在溧水县城歌舞厅当服务员的女儿肖兰(化名)，下班路过五里桥时，被人拖到桥下强 暴。陈女士夫妇闻讯赶过去时，发现女儿全身赤裸，已呈昏迷状态，遂将女儿背回了家，并将抛在河边的衣服带回。

　　考虑到女儿的名声，陈女士没有及时报警，而是把女儿下身的血迹清洗干净。后来见女儿始终昏迷才送至医院，次日 凌晨两点，肖兰不治身亡。经法医鉴定，肖兰因吸入泥水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地警方在事发现场找到、提取了一枚赤脚足迹，另外还有一把钢卷尺和黑色塑料发夹等物。但始终没有找到犯罪嫌 疑人。

　　2000年3月10日，警方在调查一起猥亵女孩案时，发现溧水农民王连伢的足印跟3年前11月25日强奸案现 场提取的赤脚足印相符，该人曾因奸淫幼女罪、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多次调戏年轻妇女。

　　经过对王连伢的足迹拓模、比对，同时用照片进行锁定，江苏省公安厅刑侦痕迹专家吴大有鉴定，作案现场足迹确系 犯罪嫌疑人王某所留。

　　其后，王连伢也向警方多次供述了1997年11月25日晚的犯罪事实。

　　综合王连伢的有罪供述、足迹鉴定结论、现场勘察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以强奸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被“无罪释放”

　　在法庭上，王连伢当场翻供。

　　他的辩护律师也指出，公安机关的鉴定中没有提取被害人阴道内的证据，难以确认强奸犯就是王连伢。

　　主审的法官最后认为：王连伢前后供述不一致，且供述与现场汪某的死因存在矛盾，即使现场的足迹是王连伢所留， 也只能证实被告人王连伢到过现场，而不能证实王连伢强奸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检察机关宣读、出示的证据之间缺乏法律规定的关联性，不能相互印证，亦不能证明 案件的犯罪过程、手段及情节，遂于2001年8月13日一审判决王连伢无罪释放。

　　一审判决后，南京市检察院依法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起抗诉。

　　检察院、法院各执一辞，而焦点就集中在口供上。

　　溧水县检察院李怀宝副检察长向记者透露，王连伢先后6次的口供材料都供认了其犯罪行为，对汪实施暴力、撕扯的 细节得到了鉴定书和勘查的印证。

　　直接参与案件全过程的溧水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兵也透露，审讯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在跟被害人厮打时，曾用拳猛击死 者左肋部，并撕咬死者的左胸。后经法医鉴定，死者左侧有两根肋骨断裂，左乳头旁10厘米处有皮下出血和不明显的牙印。

　　此外，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他将汪某内裤拉断后，顺手捡了一根树枝，对死者的下身捅了三下。这和受害人处女膜三 处破裂、系钝器所伤而非正常性行为所致的鉴定结果一致。

　　综合这些证据，检察机关表示，足以认定王连伢强奸犯罪的事实，因此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不当。

　　而法院则认为，口供具有不稳定性，“屈打成招”的冤案并不是没有。所以现在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采用“零口供 ”，即对于被告人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法官判被告人无罪。反之，被告人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罪，可 是有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以证明被告人犯罪，那么该被告人也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2002年4月18日，在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时，江苏省高级法院发现足迹鉴定书所依据的检材已经遗失，于是又 提取王的赤足足迹样本与公安提供的现场赤足足迹样本，以及原先的足迹鉴定书一起送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鉴定。

　　最终公安部未作出明确的鉴定意见，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结论是：在现有条件下，不能认定现场足迹是王 连伢所留，原先足迹鉴定书的鉴定依据不够充分。

　　2003年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疑罪从无”判决体现法治文明？

　　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所依据的都是“疑罪从无”。

　　但是，就这个案子来看，目前最大的争议在于是不是“疑罪”问题。

　　江苏省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孙国祥表示，疑罪，指既存在有罪的证据，又存在无罪的证 据；既不能排除其有罪，又不能排除其无罪。在无罪证据和有罪证据并行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不能完全得出一个排他惟一的结 论，所以做出了无罪判决。但公安部门和检察院认为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是确凿的、充分的，这起强奸案不适用“疑罪从无”的 原则。这种争议看上去很正常，因为他们对证据的理解和认识不同。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管建强教授也认为，这次检察院和法院坚持各自的观点，“是真正实现相互监督的一个体现.。 ”

　　对于受害人家属以及邻居对 “无罪释放”的判决所表现的不理解。管建强认为，像“疑罪从无”“零口供”等都是 体现法的精神的，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

　　“用疑罪从无来判案是应该的，只是以前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按照规定做。”

　　管建强同时还认为，“疑罪从无”可能会暂时放过一些不法分子，但是从长远看是值得的。“现代法治文明的程度， 更多地取决于对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权利的保护。如果他们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公民的权益就更能得到有效的 保护。所以，权衡‘不枉’与‘不纵’，‘不枉’更为重要。”

　　孙国祥教授也说，“面对疑案，过去的司法实践往往为了追求客观真实和不放过一名罪犯，而疑罪从有、疑罪从轻、 疑罪从挂。即使这个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司法机关要么定其有罪，只是从轻减轻处罚；要么索性把案件遥遥无期‘挂’起来 。”

　　当然，更重要和更艰巨的是如何让法律意识普及到每一个人。孙国祥很痛心地表示，“这个案子的受害人家属如果能 及时报案，不破坏现场的话，公安机关就有可能拿到更有力的证据。案件的结果也会是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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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罪从无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 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

　　随着近年来案件的披露，理论界的学者们对此亦有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大体出现了以下三种意见：一是认为留有 余地的政策与疑罪从无的原则相悖，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应当废止这一提法，既然证据上还达不到“办成铁案”的要求， 就说明是疑案，应遵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宣布无罪。

　　二是认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定案证明标准的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什么是“事实清 楚”，何为“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疑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三是认为疑案在定罪上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不足以判定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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