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李凯）正在出席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闽建蜀，就《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记者有一个对话。他说，在香港经济不振并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之际，《安排》是一种辅助性行为，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问：为了帮助香港早日从亚洲经济危机不景气中脱身及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特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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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并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与内地签署了《安排》。对此，香港一些舆论曾有微词，认为特区政府的政策有干预自由市场经济之嫌。您曾师从著名市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本人又专门研究市场学，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可以用“时空”的概念来解答《安排》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及其必要性。“时空”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智慧，是“易经”的主要思想。“时空”讲求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停的向前流转变化。因此，政府也需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予以配合，以达到社会经济的平衡和谐的状况。

　　内地与香港签署的《安排》就是这种符合“时空”的与时俱进的行动。对于香港来说，它向香港居民提供了在内地与香港发展的机会，促进了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生产因素，包括人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力，有助于香港就业、营商等情况的改善，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安排》也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然选择，它要求克服阻碍内地与香港经济进一步交流的障碍。

　　问：有些人认为，香港多年的发展都是靠市场自身调节的。特区的政府行为对香港这样高度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市场经济的运作并非完全不需政府的辅助行动，因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政府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时空”条件下，香港特区的政府行为宜缩小，让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反之，在社会经济运作失掉平衡时，如果只靠内在机制来自动调整，可能需时较长，不利香港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性，此时政府的平衡性行动就具有意义。

　　《安排》具有鼓励性与指导性的作用。比如《安排》规定，内地对273种类的港产品实行零关税。而只要超过30％附加值在港生产的产品即被定义为港产品。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香港制造业成本，有助于香港发展高增值的新产业，吸引、鼓励人们投资香港。此外，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助推动香港与内地整合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

　　政府只顾“不干预”的信念是不切实际的。在市场经济运作失掉平衡时，欧美政府也有采取有关的稳定性行动，只要不是直接性的干预行动例如价格控制与津贴，而属间接性的调节行动。例如通过中央银行变动利率（以至影响了汇率），税率，支出与公债等的变动，是居于实质性的平衡作用。这也是理想信念与实际运作的差别。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波动。平衡是目的，不平衡是过程，政府行为就是一种缩短不平衡过程的平衡手段。

　　问：香港过去曾提出奉行积极的不干预经济政策。如今，政府行为多了会影响香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形象吗？

　　答：一个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象一个市场警察，在经济结构失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要出来负责调节、协调，解决矛盾。实际上，香港政府多年来对市场不要说干预，连辅助性行为都很少。比如，对外商投资从没有优惠政策。

　　当前，香港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此时，香港特区政府必须主动担当起发展经济的重任，为香港创造机会、机遇，《安排》这样辅助性的措施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时空变化，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情况的变化，《安排》也需推陈出新。

　　在采访中，69岁的闽建蜀健谈而不失儒雅。他曾常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近年潜心研究《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试图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引入现代商业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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