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常爱玲 蔡敏) 由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快速上升，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此间大声疾呼：中国为艾滋病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且迫在眉睫。
“如果不尽快制定艾滋病防治法，中国可能就会错过控制艾滋病的最佳机会，”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施作霖代表提出。
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疫情已波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病例报告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施作霖说，目前，中央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等有300多部。“但这些法规很多是计划经济思维下出台的，已经不适应现在形势的需要，而且一些法规的具体规定是相互矛盾的，不利于艾滋病防治。”
专家指出，从全球经验来看，防止艾滋病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高危人群行为的干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传播模式和途径正发生变化：未来数年里，经注射吸毒方式传播仍将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传播方式。而随着性乱行为的增长，异性性接触传播将逐步上升成为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
“目前中国对高危人群行为的干预工作通常是在卫生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的默契下进行的，缺乏法律上的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沈洁说，“作为卫生工作者，我们非常希望能把这种工作默契变成法律上的支持。”云南省日前出台了艾滋病防治办法，第一次将推广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药物替代治疗作为防治制度确立下来。沈洁说：“希望公众能够理解，对高危人群行为的干预，不是在保护高危行为，而是最大程度降低高危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
一年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艾滋病病人握手、副总理吴仪走访艾滋病患者家庭、中国政府承诺实行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施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等。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张孔来说，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艾滋病问题的高度重视使立法条件日臻成熟。
他指出：“艾滋病立法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护公共卫生中寻求一种平衡，而不单单是针对疾病本身。”
“防治艾滋病立法的重要内容应该是保障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免受歧视。”张孔来说，“如果法律仅仅规定对艾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管理，而没有对他们保护，将非常不利于防治工作。”
“在严厉打击恶意传播艾滋病者的同时，要立法保护艾滋病人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健康权、医疗权、居住权、就业权、教育权、保密和隐私权、结婚权和旅行权等基本人权。”他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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