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应经得起历史检验”

　　以公开促公正。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计划于5月1日之后推行“裁判文书上网”，而在此之前，则是该法院工作报告在广州市“两会”上获得了57%的历史最低通过率。

　　本报特约记者王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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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广州

　　“57%，刚看到这个结果时我感到非常难过！”

　　4月17日，广州市人大代表、台盟广州市委副主任李亭亭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说，57%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今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广州中院”)的工作报告通过率。据了解，该通过率是广州“两会”历史上中院报告通过率最低的一次。

　　与此同时，广州中院又在推进另一项司法改革——“逐步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据《青年参考》了解，今年5月1日之后，法院判决的几乎所有案子(除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之外)都将被拿到桌面上面对公众。虽然这项改革获得了群众的大量掌声，但广州一位区级法院的法官却告诉《青年参考》：“广州中院这几年的改革并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很多可以改革的余地了。”

　　“人大代表的选择

　　体现民意”

　　3月28日，广州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广州一些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称人大代表们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显著，两院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这条新闻的背后，却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通过率很低的事实，也就有了本文开头人大代表的那一声叹息。

　　由于广州“两会”投票是通过电子表决，不论投赞成还是反对票，都不会有第二人知道，所以，不少人大代表相信，今年的中院工作报告通过率虽然低，但应该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

　　广州当地一位长期从事政法一线报道的记者认为：“这真正反映了广州市民的民意。”根据她长期和法院打交道的经验，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永平向《青年参考》透露，去年广州市政协一位高官曾经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电子邮箱，不长时间内就收到700多封投诉邮件，其中涉及到对法院判决不公的投诉就多达300多封。朱永平说：“这说明老百姓对现实社会中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相当不满，应该说，人大代表的选择也是民意的体现。”

　　“57%的通过率说明老百姓对现实社会中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相当不满，应该说，人大代表的选择也是民意的体现。”

　　“越回避越引发

　　代表们的不满”

　　去年，广州中院把清理超期羁押案件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今年的广州中院工作报告称，去年一年广州中院审结的超期羁押刑事案件共434件，审限内结案率提高了12.48%，超审限未结案件占存案比率下降了20.83%，总结案率达到81.87%，提高了8.42%。

　　但正是因为这点，不少人大代表在肯定办案效率的同时对办案质量却产生了怀疑，尽管目前尚无准确数字对这一情况有所反映。

　　广州市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承认，去年中院不断向新闻媒体通报如何加班清案，“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好像光顾着效率，不顾办案质量似的。”

　　此外，广州中院近来连续暴出的腐败案件，也是引起人大代表们不满的重要原因。去年，包括副院长在内，广州中院被公开出来的就有十几起司法腐败案件。虽然当事人已经被依法处理，但还是给社会上留下司法腐败的印象。而且，不少代表认为今年的中院工作报告对这些案件刻意回避，但“越回避越引发代表们的不满”。

　　据朱永平代表透露，在今年“两会”上，就有代表公开要求中院院长对去年的中院腐败案件详情予以公开。少数代表的亲身经历也影响了中院报告通过率。在广州市人大代表中，非公有企业的老板为数不少。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经济纠纷是常有的事，部分企业家代表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由于有了切身体会，而在“两会”上得以将不满表达出来。

　　据了解，一位蔡姓代表是台胞，同时也是企业界代表，由于一件官司久拖不决，甚至在“两会”上联名多位企业家代表，要求中院院长予以道歉。

　　“超负荷工作影响判案效率和质量”

　　目前广州市法官人数占广东省法官总人数的12%，审结案件却占全省的23%，人均年结案129.6件，比全省人均数多出62.5%。法院内人员结构的起码标准是一个法官配两到三个辅助人员，但事实上广州中院往往是3个合议庭、约6至9名法官共用一个书记员，这就使法院的人员呈现出不稳定的倒金字塔结构。

　　“通过率低不单单是广州中院的问题，哪个‘两会’上法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不是最低？”

　　据李亭亭调查，“法院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长期超负荷工作必然影响判案效率和质量”。

　　除了这些具体的困难，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则提出法院工作报告通过率低的深层原因仍然在于制度层面。

　　“通过率低不单单是广州中院的问题，哪个‘两会’上法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不是最低？”广州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无奈地说，法院工作报告通过率普遍偏低，说明法院也有法院的苦衷。

　　“目前中国的司法改革还处于儿童游泳池阶段，并没有达到深水区，”朱永平律师这样比喻。他认为，人大代表乃至社会对法院工作的不满是司法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具体而言，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造成的。

　　“打招呼”和“顾大局”

　　朱永平说，司法规律有其特殊性，不能行政化。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目前我国的法院依然是行政部门。为此，朱永平还在今年人大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的议案》，议案中称“个别行政机关把人民法院视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任意打电话、下批示，以言代法或以权压法，如果遇到不同意见，就视为‘不听招呼’或‘不顾全大局’”。

　　广州中院的一位法官的话似乎是一个较好的注脚：“去年有些引起社会很大关注的案件，最后落到法院这个关节，而法院怎么判，包括以什么程序判，如让不让媒体进法院旁听，这些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来做的。而这些事情经过媒体一报道，群众肯定把怨气撒在你法院头上，说你法院不透明，不公正。”

　　“广州中院这几年的改革并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很多可改革的余地。这并不是说广州中院的工作做得多完美，不需要改进，而是在中国法制的现有体制中，广州中院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是走在很前列的了，没有太多的余地可以改进。”这位法官的话虽显悲观，但似乎不无道理。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正式在全国法院启动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将法官审判业务性的辅助工作分离出来，由法官助理承担，法官助理只协助审判，没有审判权。

　　但广州中院解释说，根据《法院组织法》，法院中没有“法官助理”这一个角色。虽然最高法院鼓励这么做，但只要《法院组织法》没有修改，“法官助理”就无法做到名正言顺。所以广州中院下一步只能招聘一批文职人员，起到一些缓解作用。

　　以公开促公正

　　在这次工作报告以低通过率被通过后，广州中院即将进行的一项改革是“逐步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据中院向媒体的通报，从5月1日开始，这项工作就要上马了。外人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网络的问题，但对于一个法院而言，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意味着法院判的所有案子都将被拿到桌面上面对整个社会所有的人。

　　裁判文书上网最早在广州海事法院推行，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但地方法院从没有实行过。之所以广州中院今年作如此改变，确实是下了大决心，用其研究室负责人的话说：“判决书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所以把判决书公布在网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以公开促进公正。”

　　不过，反对意见仍然存在。判决书上网的问题数年前就被提出，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认为，现在判决书公布的范围不大，已经有很多人说你法院不公正了，一旦全部上网、向全社会公布，会不会有更多人有异议？另外，民事案子的当事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打官司，法院若把判决书上网，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

　　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梁文永律师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把法院比作企业，其产品就是公平和正义。当100件产品有近50件不合格时，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该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它是独家的、最后的。如果这种低信任率长期存在，失去信任的将不仅是法院。”

　　尽管改革艰难且前景不明，但很多广州市人大代表都表示他们能够感到“中院进行改革的愿望”，梁文永也表示“我们因此而有理由等待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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