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成楷／北京报道

　　当先富起来的人欲对社会负责时,他们竟发现这责任竟如千钧,难凭一己之力担起

　　在中国,不是说你想行善,就能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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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颂汤曾是中国远洋广州分公司总经理,退休前就曾经资助过一些农村失学儿童。退休之后,王召集了11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安成信及一些原省部级官员,希望成立一个慈善组织做更多的事情。

　　王颂汤的“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在 2002年12月26日就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但是,促进会真正成立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其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报国无门的慨叹。

　　“政策的门槛就是让你进不来”

　　王颂汤在为他的促进会奔波3年后,面对《瞭望东方周刊》感叹说:“当前政策的规定就是尽量把门槛提高,让你办不成,这样也就逃避了严格管理的责任。”

　　按照相关规定,王必须为他的公益组织找一个主管单位,尽管很多单位口头上都表示支持,却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广东省侨办愿做挂靠单位,但按照对口管理的原则,由于王的组织主要是助学,按理应该挂靠教育厅。但王不仅帮助孤儿上学,还要资助他们的生活,这样就要涉及民政厅,到底能挂靠到哪个单位呢?

　　2003年11月19日,王颂汤终于找到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看在王和一帮“老同志”的面子上,民政厅愿意作为“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的挂靠单位,此时距他们开始筹建已有一年之久。

　　在拿到民政厅“同意开始筹备”的文件之后,王颂汤到民间组织管理局去申请成立。申请需要大量报表,管理局还要调查有没有办公设施以及资金是否达到规定标准等问题。

　　“这些都是矛盾的,还没有被批准成立,哪里来的办公室?怎么开户?解决办法只有是做好银行的工作了,经办人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民间组织管理局基本同意后,下一个批文“同意筹备”;再上报民政厅,民政厅再下批文“同意正式成立”;然后再报到民间组织管理局,管理局进行调查,“检查办公场所、召开成立大会、检查章程、监督领导成员选举”。最后管理局下文同意成立。

　　过程之艰难,费时之漫长,远远超出王颂汤的想像,能够坚持下来,对于已经退休的王颂汤来说也着实不易。事后想起来,王说:“我们靠的也是这些发起人跟政府部门还相熟,通过各种关系,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要是普通群众恐怕就没有可能了。”

　　香港经验的克隆障碍

　　1997年,一列名为“健康快车”的火车医院从香港驶入祖国内地,为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现在“健康快车”已有3列,每年做9000例手术。几年来,3列火车每年所需的2400万元费用一直由香港市民捐款给“健康香港基金”维持。

　　2002年底,内地的“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终于被政府特批,在内地为健康快车募集资金。为了减少成本,基金会只有4个工作人员,马秀娟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由于和“健康香港基金”一脉相承,基金会希望把香港的成功经验搬到内地。

　　健康香港基金每年组织一次万人左右的步行活动,由香港各界市民参加,一些企业通过获得活动的冠名权进行赞助。

　　在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内地的运作基本上采取了组织活动的方式,但是发现问题很多。

　　马秀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要批一个活动很难,一个民间机构去找政府,它为什么要理睬呀?必须找一个政府部门合作才能够批下来,纯民间的根本做不了。我们是国家体育总局帮助申请,否则根本不可能。因为要协调很多政府部门,比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卫生局、民政局等,作为民间组织是协调不了的,必须由政府出面才行。”

　　在香港,基金会的捐款主要有两个来源:企业赞助和民众捐赠。马秀娟感觉,香港的民众捐赠远比内地好得多。香港600多万人口还不到北京一半,但是市民有强烈的社会公益意识,“有的家庭收入很少,但每月拿到薪水都会捐一部分给慈善机构。”健康香港基金会每个月得到的市民捐款有40万港元左右。

　　在内地,由于银行金融系统不发达,捐款人只能把钱直接送到基金会或者通过邮寄,比较麻烦。有的想定向帮助某类弱式群体的人找不到相对应的公益组织,比如希望帮助贫困白内障患者的人也许就不知道健康基金。

　　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曾遇到企业捐赠不能免税的问题。很多企业想捐钱,但如果捐10万元,不免税还要交33%的税,实际上就要捐13万多。

　　在香港,给慈善机构捐钱的个人和企业全部税前处理。直到去年9月,中华健康快车基金才拿到批文,给基金会捐款可以有百分之百的税前免除。但马秀娟说:“不是所有基金会都能得到这么好的政策。”

　　“地方不干了”

　　中国现行的税制,增值税归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地方。企业家因公益捐赠而要把企业的所得税免掉,那地方就不干了。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给《瞭望东方周刊》说起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个大企业家,一年的所得税为3000万元。企业家找到身为慈善总会会长的崔乃夫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提出能不能把这3000万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会。

　　崔乃夫和金人庆都同意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办成。为什么呢?因为地方税务局坚决反对。地方税务局也有它的苦衷:如果企业家把这3000万元所得税免了,用来做公益,那地方税务局就完不成指标任务,就要影响当地政府首脑的政绩。

　　最后,税务官员找到企业家,好说歹说,甚至下跪都行,就是求他不要把这3000万元捐了。企业家要做企业,就不能得罪地方政府,不能得罪税务官员。他只好不做公益了。

　　崔乃夫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行的捐赠法律规定,只有5家公益组织享有捐赠公益减免税这一特殊待遇。企业要给这5家以外的公益组织捐赠,则不能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

　　他说,“这里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制造了一种新的特权,造成少数公益组织通过特权垄断,而不是通过良好的信用和服务去竞争捐赠资源。”

　　中国社科院的资中筠研究员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让做善事更加方便的制度和渠道。这一点现在远远不够。这和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要是想通了,问题也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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