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北京报道

　　政治体制改革的触角伸入了行善积德的天地,带来的是比财富分配更有意味的变化

　　“五一”长假,在北京中关村某IT企业工作的李莫、王苗苗、张玉三位好友决定放弃酝酿已久的香港游,去山西兴县王庄。“我们想去看看捐助的那几个孩子,真有些想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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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说。

　　3年前的一次山西自助游,使三人不但成了游伴还成了“同道”。旅游的伴生品是三人在借住的老乡家住了一周之后,决定每人资助村里一个孩子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

　　3年来,三人如约履诺,每学期开学前,如期把学费寄到孩子家长的手上,同时寄去的还有学习用品、衣物和书籍。期末,他们则收到孩子写来的信和成绩单。

　　然而,李莫津津乐道的助学活动,在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看来,却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行善方式。

　　“历经多年,希望工程已经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助学模式,但为什么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捐赠,不惜付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自己把善款千里迢迢送到受益人手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为NGO(非政府组织)研究学者,王名对此表示得更多的是忧虑。

　　警惕青基会事件的“蝴蝶效应”

　　4月17日,清华大学六教315室。王名教授以青基会事件为题给他的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们上了一堂课。为了这堂课,教授准备了很长时间。

　　在此之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刚刚通过了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基会事件画上了句号:审计部门没有发现青基会有违规行为。

　　“从中国公益事业角度来说,青基会事件是一个分水岭,绝对值得深思和回味。当然,我们对青基会是否涉嫌违规不做评论,更何况国家审计部门已经做出了审计公告。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经典案例进行解剖,更关心的是过程及影响。”王名说。

　　显然,青基会事件对中国公益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助学时选择增大成本的直接捐赠?这说明助学基金会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研究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王名看来,这种信任危机才是公益事业最可怕的危机。“事实上,青基会在面临质询时,处理危机的方式十分被动,所以负面影响也就不可避免。”王名说。

　　作为公益事业的慈善组织是没有组织利益的,更没有自我利益,公开与透明是一项铁的原则。

　　而在青基会事件中,“媒体虽然最后扮演了监督者的角色,但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在此之前,媒体一直是一边倒,把希望工程捧上了天。如此一旦有质询发生,公众的心理承受力极易出现雪崩,产生信任危机。”王名说。

　　实际上,公益组织是借助了私有资源来实现公众利益的,捐赠者是以自己的部分收入资助处境困难的社会群体。因而,公益组织理应接受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严格监督和审计。

　　它们除了要遵守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外,还需要不断强化机构的透明度,将自律、互律与他律的机制建立和健全起来。人们在提供捐赠时,也必然要选择那些廉洁有效、运作规范、公信度高的慈善与公益机构,免使捐赠落入贪污、腐化、循私、舞弊、官僚作风严重的机构及其代理人之手。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研究学者认为,政府需要警惕的是,青基会事件所形成的“蝴蝶效应”──公益事业的信任危机。

　　国务院法制办官员朱卫国认为,基金会不良状态的存在和恶化,会导致基金会公信力下降,进而动摇公众对公益性民间组织的信任,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对社会生态是有害的,对基金会本身则是致命的。朱卫国参与了将于6月1日生效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修改和审核的全过程。

　　绅士只有拉开窗帘才能自律

　　制度缺失显然是公益组织失范的一个直接原因。

　　根据有关部门的摸底调查,国内的基金会在基金运作和使用、内部决策、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有些还比较严重。

　　有的基金会以基金的增值、保值为名直接或变相从事借贷、信托等金融活动,背离了章程订立的公益使命;有的基金会将捐助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或者实业投资,违背了捐助人的意愿和基金会的非营利原则;有的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或将存单转借他人作抵押,甚至用捐赠基金为企业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置公益基金于高度风险状态。

　　朱卫国认为,影响基金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基金会自身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的宏观环境。

　　“由于基金会组织机构规范的缺失,基金会理事会没有发挥应有的决策作用,基金会决策权力往往集中在几个甚至某个人手中,缺乏必要的内部制约和监督。个别基金会的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违背基金会章程的宗旨,违背捐赠人的意愿使用捐赠财产,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基金会的公信。这使得本应当高度民主、高度诚信的公益组织,在运作的规范化和可靠性方面却不及营利性的企业。” 朱卫国一针见血地指出。

　　财务管理混乱是基金会不健康的“血相”。一些基金会财务会计方法简单,所有资金混同管理。捐赠收入与基金会的本金分不开,捐赠收入也不按照其来源与使用目的进行分类。这些现象具有普遍性,即使在一些公益活动开展得较好的基金会中,也不鲜见。

　　另一方面,财务管理的混乱,更使基金会的运作处于封闭和不透明的状态,使得主管机关、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对基金会的监督缺乏基本途径,对基金会的审计缺乏必要的依托。财务混乱还为某些基金会工作人员挪用、私分捐赠收入提供了机会,同时也造成了基金会内部管理的高成本、无计划和低效益。

　　然而,这些现象却不仅是基金会独有,而且存在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许多政府部门和机构组织。建立法治政府既已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新《基金会管理条例》亦当属此列。其第5条里明确提出了“公开透明”的原则,但如何操作和具体化?

　　王名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有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三规”:一是规定格式:监督方式不能由基金会自己制定;二是规定期限:财务审计要有月报、季报、年报,不能三五年还没有一个审计报告出来;三是规定公布路径:即向谁公布?何时公布?是由指定的期刊公布还是由国家通讯社公布审计结果。

　　“当然,完全透明,即所谓的‘玻璃体’,也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应该做到让利害相关者即捐赠人可以知道捐赠信息,起码想知道的时候能够随时看到,而且必须是无偿地按要求提供信息。”

　　“绅士只有拉开窗帘才能自律。中国的公益基金会目前应该做的就是打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朱卫国说。

　　在中国,财富分配差距将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但是,有了阳光,机会平等化的进程就会加速,这才是公益基金改革之于中国人民更深刻的启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成楷／北京报道

　　慈善家的执照

　　即将在6月1日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热心公益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表示,新的基金条例鼓励富裕起来的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用富余的资金来从事公益事业,让他们更加自主地实现自己的捐赠意愿。

　　这等于说,给行善者发放了一张“驾驶执照”。

　　基金时代的到来

　　保障基金会的公益性,是条例的重要使命。因为,基金会一旦丧失了公益性,就会堕落、腐败,就会沦为避税的工具甚至犯罪的组织。

　　对捐款企业或个人实行减免税,是促使人们行善的激励机制。新的基金会条例对基金会税收政策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国务院法制办官员朱卫国解释说,之所以这样规定,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根据国务院关于非单行税收行政法规中不规定税收问题的精神,条例对于具体税收优惠措施不作规定,免税或者减税优惠的比例等具体措施可通过单独制定专门行政法规解决,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研究酝酿。

　　第二,条例明确规定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直接享受税收优惠,而无须通过有关部门特批后才能享受。

　　新条例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基金会,也允许境外的基金会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处,并积极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

　　“基金时代”的莅临让中国慈善家站在了新的门槛前。而与此相伴生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公益力量的矛盾与冲突将会加剧。

　　非公募基金浮出水面

　　在即将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以前的基金会在新条例中被称为“公募基金会”,即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而与此相对的则是“非公募基金会”,新条例对其定义是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没有一个不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或者慈善组织。企业通过设立这样的机构以塑造企业形象,否则,在商业社会里就没法立足。

　　事实上,中国的非公募基金几乎为零,尽管一些企业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但这些基金还是归企业管理,而不是社会财富。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说,新条例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明确在税法上要一视同仁,而且起始标准比较低,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民政部官员此前表示:非公募基金会如果没有找到主管单位,那么地方的民政部门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因此,非公募基金会可能就会更容易登记注册了。

　　不过,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整个社会的公益事业,不能只盯着非公募基金会或者富人,毕竟一掷千金的人或者动辄上亿资产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西方国家也是有限的。公益事业应该面向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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