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基金会 谁妨碍我们行善

　　行善是富人的本能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刘佑平／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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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

　　崔乃夫,这位76岁的老人,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拓荒者,支持创办中国第一张彩票、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的民政部原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仿如一位中国现代公益精神教父,对当代社会的问题充满敏锐的触觉。

　　中国公益之路有多长

　　2003年,《公益时报》提出了“中国公益元年”,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协调发展”方针为理论基石,宣布中国现代公益时代的开始。

　　但是,中国离一个成熟的公益社会还有多远?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崔乃夫并不乐观。

　　他说,温家宝总理去年访问美国时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经济发展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最少还要100年。而中国公益事业,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多少差距呢?

　　“前不久,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中国的公益事业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还要50年。有人认为,我过于乐观了。因为,公益事业与经济有极大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着公益的水平。有的人提出中国公益要达到美国的水准,至少需要100年。”

　　他认为,因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忌盲目乐观。

　　为何中国公益之路如此漫长

　　崔乃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太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

　　中国文化中有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但是,“相对来说,与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

　　崔乃夫解释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条从道德修养到入世政治的人生路线轨迹,基本上没有一个回馈社会、反哺社会的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性的扶贫济困自古就有。但现代公益事业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的民间社会救济行为。

　　“如果硬要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现代公益事业的基因,我个人认为过去中国有两件事带有准公益的性质。一个是会馆;一个是义院。”

　　崔乃夫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慈善事业或者现代公益事业,是从近代开始的。外国传道士进入中国,才把慈善带到中国。如医院、学校、教堂、育婴堂。”

　　中国公益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如何才能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崔乃夫认为,“目前有三大当务之急。”

　　第一是大力做好公益事业的宣传、引导、培育工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崔乃夫说。

　　公益事业基于爱心,中国人大多都有爱心,但这种爱心只潜藏于民众的心灵深处。当前要做的,就是唤醒、激发民众的爱心。崔乃夫认为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

　　第二是相关法律建设。

　　国外有遗产税法,遗产税明显带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可以抑制贫富分化和社会浪费。

　　中国现在还没有遗产税。崔乃夫认为,“在中国实行遗产税会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中国的农民会反对。农民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主要是想留下一些东西给自己的子女后人。你现在要征收高额遗产税,比要了他的命根子还厉害,他当然不愿意。”

　　这个问题,国外通常是以抬高遗产税的起征点来解决的,中国也可以参考。

　　除了遗产税,崔乃夫认为,另一个就是公益捐赠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中国这方面政策不完善,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第三是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

　　“做公益事业,做NGO,都需要募集资金。但当财富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很难保证不会出问题。因为人类对财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崔乃夫认为,解决的根本出路,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进行规范。

　　崔乃夫回忆当年做慈善总会时的一次公益行动,还心有余悸。当年中华慈善总会为山西捐献1万口井,每口井的募集资金是800元人民币。慈善总会负责筹善款,再由地方民政部门实施。“但钱一到了下面,到了基层,就无法控制。往往有被挪用的情况发生。是不是真正打了这么多井,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检查。这样,也无法向捐助者交代。”

　　什么是中国公益的硬伤

　　中国公益事业有两大硬伤:一是官办,二是动机论。

　　“第一个硬伤,就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NGO,特别是那些比较大的、有影响的NGO,都是官办的,或者是半官方的。”崔乃夫语气沉重。

　　公益组织,按照国际惯例和现代公益社会的要求,应该是独立的、民间的。但是中国现在的公益性组织90%是官办的。

　　“明知这样不好,却有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油水,有很多利益,大家吃起来当然很舒服。”崔乃夫批评说。

　　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如各种协会、基金会、NGO,最初多为官办,主事的人,往往就是相关的官员或者退休官员。

　　崔乃夫说,官办公益,往往容易产生腐败,增加NGO的行政管理成本,甚至引起分赃不均。“近年来青基会、广州市教育基金会、深圳市慈善总会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官办NGO的恶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公益事业根本谈不上现代化。”

　　中国公益事业的另一大硬伤就是“公益动机论”。

　　崔乃夫认为,中国人从事公益事业有一个误区,“我们老是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当别人捐赠钱财,或者来做义工、做志愿者时,我们就本能地怀疑,老要问人家有什么目的?这样很不好。”

　　“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有傻瓜才去问人家的动机!而正是这种傻想法,将许多国际援助挡在了国门之外,正是这种落后的认识,妨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这两大硬伤的解决之道,“关键是政府一定要转变职能,官员要真正转变观念。”崔乃夫说,“公益不问动机,爱心不问出处。”

　　慈善与公益差异何在

　　慈善与公益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的崔乃夫说:“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中国把‘慈善’二字并提,最早出现在《北史·崔光传》,有‘光宽和慈善’。”

　　但公益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

　　崔乃夫认为,公益和慈善没有明显的区别。现代的慈善事业,应该是广义的大慈善,而不是狭义的传统慈善,这种广义的大慈善,就是公益。

　　崔乃夫认为,如果硬要区别,“主要是在资助对象上有一些区别。慈善是对穷人的救济、救助;而公益是一种大慈善,资助的对象不仅是穷人,还有交响乐团、图书馆、学校等文教和科学事业。”

　　“慈善和公益,不仅在出发点上相同,归宿也一致。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和爱心,是对别人的帮助;他们的归宿,也都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或者说是实现社会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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