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日

　　Sueye 编译

　　李晨昂(音译)，一位在中国西南部的山沟里种着三亩多地、满脸黝黑的农民，63年里共投过两次票，两次投的都是同一个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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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票是因为自己拥有投票权。”一天下午，在自己摇摇欲坠的砖屋前堆稻草的间歇，李晨昂对记者说，“我投票给了自己满意的人”。

　　其实，李晨昂并没有看到村委会选举对自己和邻里的生活有多大改变。育有5个孩子的他仍然在村里生活着，村子里拥有540位居民。他们用不断艰辛的劳动换取微不足道的收成。但2000年和去年8月参加的两次投票，使李晨昂经历了中国谨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云南村委会选举参与度高

　　据云南省民政厅的资料，农民拥有选举村干部的权利后，全省13500个村，两次选举中，站出来投票的人数占据了很大的比重，90%以上的人都投了两次票。参与选举的人数使得云南成为17年来，中国有限制地实行村委会选举改革的特例。

　　云南大学社会福利专业的马教授说，在正式投票前，村支书领导选举委员会组织第一轮选举，以产生村委会候选人。村民们可以提名他们满意的人选，因为被提名的人多，有时在最后投票前要举行几轮淘汰选举。

　　迟来的不一定是坏事

　　马教授认为云南村委会选举之所以参与度高，部分原因是因为居住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对村庄有较高的认知度。加之，省政府官员在宣传选举的意义上下了很大功夫。

　　“他们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他说。“这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一些县和乡镇的官员显然不愿落实村委会选举计划，他们害怕将实权交到村委会手里，会取代自己已有的权力，马教授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云南的真实情况。不过，马教授又强调，云南省委书记在2000年计划实施时倡导得力，减少了选举的阻碍。

　　云南实施村委会选举其实晚于其他省，因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庞大，加之和缅甸、老挝和越南之间边界长达1600公里，北京担心这两个因素可能影响稳定。如此一来，云南村委选举得以从其他省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迟来的并不一定是坏事，”当地官员说。

　　国外团体建言

　　此外，云南对海外观察家和建言者尤其开放。云南的村委会选举吸引了很多外国团体的关注，因为这项计划仍然是新实施的，变革相对容易，蒋说。

　　“我们是一张白纸，”她说道，“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美国共和党国际共和研究所,专门为云南省实施村委会选举提供具体的建议。挪威的奥斯陆大学立项协助云南培训选民，此举被评价为非常有效。欧盟最近则推出了一项针对村委会选举进行评估的项目。

　　实际影响有限

　　中国共产党一直视全国范围内的村委会选举是今后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说，民主是目标。

　　但在大部地区，村委会选举的实际影响有限——民主承诺兑现的很少——因为选举获胜者最后得到的权力有限。村支书在村内事务中持有最终决定权，他们通常影响最初的候选人提名。即使自治基金的使用分配，民选的村委会干部也少有决定权。

　　中国村委会选举计划1987年即开始实施，并于1998年立法。在全国700000多个村庄中，到底有多少村庄举行了村委会选举，统计数据不一而足。而在那些真正进行了选举的村庄中，家族派系和地方党委书记比选票的多少更有实际意义。

　　同样，据有关官员说，在云南，地方党委书记/支书依然扮演着最终决策者的角色。在人口占全省比例1/3的地区，选民们还是把票投给了原来的领导。

　　云南海宜村委会主任杨简能(音译)领导的村委会和村支部在一个地方办公。杨说，他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和村支部书记商量，例如，村里新修了3英里(5公里)公路，修公路的钱有36500美元(29万人民币)由村企业赞助，另外48800美元(39万人民币)由中央和省政府拨款。

　　杨简能说，他们村村委会工作一直沿袭县里和乡政府过去的规矩，村里制定了一部“小宪法”来规范村民的生活和村委会的日常工作。其中有一条规定，凡是被抓住偷茄子者，需缴纳罚款6到12分。

　　“这年头已经很少有这样的贼了，”杨说。

　　“关于我们和村支部的关系，则是党领导村委会”，昆明东南55英里(88公里)远的铺子村村长50岁的史良(音译)对本报说：“谈到我们的工作，我们之间很融洽。”

　　史村长对本报说起了他在选举中获胜的经历——他是在去年8月第二次当选——被授予管理铺子村5721位居民的权力。因争土地而打架的村民会去找他评理，甚至地里该种什么作物的建议在农民那里也是受欢迎的，他说。

　　“今年我们建议村民多养猪、多种藕和烟草”，史村长解释道。

　　还是要送礼

　　铺子村村民也有没有参加选举的。高交民(音译)，30岁，骑上摩托车后接受了本报采访。他告诉记者，去年秋天自己没有投票，因为“我对这事并不那么关心。”

　　村委会其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高说，但是村民有所求时还是免不了送礼。“你知道，有时要办事，我们还不得不准备点礼物或钱之类的。”

　　小黑板上的账单

　　不过，对村内事务和选举的积极性表明自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了云南省各村村民的血液之中。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其他地区还需要尝试的。

　　“村长应该由我们自己选，”33岁的王济灵(音译)说。王济灵生活在昆明以东80英里(108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而且，我们应该还选一位敢替我们说话的村长。”

　　离王家不远处，拴着一只黑山羊，干柴在院子前边堆成了堆，挂在石墙上的黑板上记载着村里的财政账目：有哪些进账，哪些支出。遵照省政府规定，村委会干部将村里管理账目明细张贴公布，以供村民审查。据有关官员说，村委会对于任何有关钱的收支情况的质疑，都必须在每月举行两次的会议上予以答复。

　　海宜村村委会主任杨简能说，除了有一次，一名手下在黑板上记账时不小心少擦掉了一个零，他还没有在财政支出问题上遇到什么大麻烦。但云南另外一个村的村民则对小黑板上的账目甚表怀疑，以至于他们在第一次选举后不久又召集到一起，重新选出了新的村委会干部。

　　民选村官更有威信

　　杨简能今年56岁，家里主要种植烟草和谷物。杨说自己的威信在其他地方也树立起来了。因对其任内的表现满意，去年8月，村民们重新选举他连任三年村长。1300人投票，他得了824票。杨在管理海宜村和它下面的6个小寨子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早在村委会选举实行4年前，他就是石林彝族自治县政府的驻地代表。他说，现在不同的是，自己是村民选出来的，所以比以前更有影响力了。

　　“村里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就是村支书、我和他，”他指着他的助手李社建(音译)说，李社建今年38岁，经营一家小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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