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是收入低下，而是人能力不足扶贫方式：从输血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2004年我国扶贫资金达122亿元

　　-外滩记者 贺莉丹 王晓楠/报道

　　2004年5月24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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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岁的马麦勒元正在自家的庭院中用一根白色塑料管连着房檐上的出水口和雨窖井，这是当地扶贫项目资助的收集雨水的工具。

　　在缺水的甘肃，有250万像马麦勒元这样的人通过扶贫投资解决饮水问题。

　　在中国，像马麦勒元这样的需要扶贫资助的人群可以放大十倍，约2900万。

　　这个人群，官方的资料通称为“极端贫困人口”，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

　　马麦勒元不会知道，在数千公里外遥远的上海的一场大会，会对他和跟他同样的人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全球共商扶贫大计

　　2004年5月26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全球扶贫大会如期举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缓缓从上海厅的红地毯中走出来，跟在温家宝后面的有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巴西总统卢拉、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等世界政要。

　　温家宝保持着一贯的儒雅风范，微笑着走到主席台前。温的出席让2000人的会场有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全球扶贫大会是今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会议中规格最高的，而温的出席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新一届政府直面中国贫困问题的勇气与决心。“发达国家能每天给每头母牛补贴2美元，而我希望在我退任之前，能让我们国家的人民一天吃上三顿饭。”巴西总统卢拉的话博得阵阵掌声。

　　“减少以至消除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温家宝强调。

　　官方的数据表明，从1978年开始，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下降到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20多年来，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由1980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22亿元，累计达到1147.8亿元。

　　从输血到造血

　　什么是贫困？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经济学教授阿玛蒂亚·森认为，应该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

　　温洛克妇女能力建设与农村发展项目协调人罗玫认为，贫困是一种状态，不仅指不能满足人的食物、水等生存需求，深层次是指人是否有获得机会发展的意识，如果一个人的意识能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就能通过自身意识的觉醒挑战贫困。

　　在早期，分散救济式扶贫是我国传统的扶贫形式，但这种扶贫措施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出路问题。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一位曾经到过西北农村扶贫的记者却一直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场景：当工作人员拿着慰问金和粮、油走进一户贫困家庭时，男主人非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才来呀，人家已经追着我要赌债了。”

　　在认识到这种输血式扶贫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后，扶贫方针转向了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组织贫困群众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提高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是一种“造血型”扶贫模式。

　　1986年，我国政府确定以开发式扶贫作为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内容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项目，创造新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当时国家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制订专门的优惠政策。这标志着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的启动，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我国第一个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实施。国家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向也由过去直接发放给贫困农民，转为确保贫困农户拥有持续稳定的脱贫致富能力。

　　国内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企业也积极开展了扶贫活动。“光彩事业”、“春蕾计划”、“希望工程”、“新长城计划”等多项扶贫计划直接援助了贫困人口。

　　此次全球扶贫大会上，大会讨论的70个扶贫案例中，中国占了8个，这表明中国的扶贫经验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盛赞。

　　弥合悬殊的贫富差距

　　“坐在宽敞明亮教室，享受着现代教学方式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贫困地区，一个老师要同时为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中国农业大学杨秋林教授说。

　　虽然中国的减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温家宝总理在介绍中国的扶贫经验时也承认，目前，全国农村还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

　　与过去相比，这些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更大，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更差、文化技术素质更低，意味着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约束，这些贫困人口分布相对分散，构成更复杂，进一步增加了扶持的成本和难度。

　　在绝对贫困问题大幅度减缓的同时，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1：1，东、中、西部的GDP比为4.43：2：1，农民收入比为1.93：1.30：1。

　　如何弥合悬殊的贫富差距成为新一届政府考虑的重点难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造成城乡贫困悬殊的原因首先是教育问题，国家承诺的9年义务基础教育很大比重的农民未能享受；其次是农村的金融体制仍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农村的储蓄资本大量流向大城市中去做各种投资，无法回馈本地；再次，农村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农民的权益未能得到切实保障。

　　解救贫困模式

　　一位扶贫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最常见的脱贫方式就是让农民去打工。

　　但事实上，打工脱贫也有很多隐忧。除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外，农村家庭的四分五裂，城市犯罪率上升都是这种单纯性思维的恶果。

　　显而易见的是，资金并不能改变贫困的根本。在世界银行专门为这次会议拟订的《概念框架》中，明确地将“投资环境”和“社会包容”列为增进减贫成效的两大战略支柱。在扶贫中，根据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国政府创造出多样化的扶贫方式，以工代赈扶贫，“政府+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扶贫，整村推进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开展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和自愿移民搬迁，创造新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等。

　　小额信贷扶贫是很有张力的一种模式。

　　2001年12月，家住福建省福安市湾坞乡下广村的渔民郑新光用1000元的小额贷款购置了一艘小渔船和一张渔网。39岁的郑新光一家六口人栖息在不足10平方米的破房子里，靠捕捞小鱼虾艰难度日。

　　2002年，郑新光打鱼和副业总收入达到8400元，贫困失学的三个孩子当年全部返校。

　　小额贷款并非是NGO的专利。75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刚从山西临县考察回来，10年前，他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

　　“山西临县和河北益县的小额贷款都做得很好，全国300个小额贷款项目中90%的都失败了，而我的30个都成功了。小额贷款的努力方向是让它真正成为一种赢利模式，政府不需要对它的利息率设立高限和低限。”茅于轼告诉记者。茅退休后的10年时间都用来在中国农村推广小额贷款，他每隔两个礼拜给雒玉鳌询问借贷管理事宜。

　　“从孟加拉国引进的小额贷款的做法在中国干了10年了，但法律并未承认我这种做法的合法性。造成小额贷款失败的原因有：老百姓把它看成是政府项目，借了钱不还；附加的技术和两种推广增加了小额贷款的成本；管理人员的流动影响项目的连续性。”茅于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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