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问项怀诚，“那些反对之声对您有干扰吗？”“没有。”他毫不犹豫地说。“很多人对我讲过，要慢着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我都对他们讲，哪怕以我下台做代价，也必须坚持。当一个官员，要想不受攻击、不受反对，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无所作为，或者你跟着跑。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都没有好下场。真正立志于改革的人，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了。人这一生能够做点事是最重要的。”

　　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但它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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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中国走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增速大幅扩张。有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朱基总理曾评价“这届财政是最辉煌的一届”。项怀诚在财长任上这五年，我国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由项怀诚出任部长时的九千多亿达到了他离任时的两万多亿。

　　勤奋耕耘

　　一、好学会说的财长

　　项怀诚有两个特点人所共知，一是好学，一是会说。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或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有空，项怀诚都是手不释卷。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很注意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尽管项怀诚有着惊人的好记性，但他却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的笔记本在财政部相当有名，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数字和情况，甚至一个商标、一张照片都被他收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一旦需要，则能信手拈来。几十年来他到底记过多少本笔记，自己已经无法计算。“文革”时，造反派要调查某位同志的所谓“问题”，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竟然想到要从项怀诚的记录中寻找什么蛛丝马迹，他的笔记本已经具有档案的作用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防“惹事生非”，项怀诚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下子烧掉了60多本笔记。在他办公室的书橱中，笔者见到了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的大小不等的二十几本笔记，而在他的旧办公室中，这样的笔记本有十几箱。

　　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项怀诚能成为财经专家，全赖于他这种好学的精神。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它不玄，很多都要从实践中学习。”读书之外，项怀诚不放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学习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人思想非常活跃。项怀诚经常在下班后与他们聚会、聊天。海阔天空的漫谈使他感到思路大开，大受裨益。他还喜欢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研讨会，他觉得“只要有心学习，参加研讨会比上大学收获还大”。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项怀诚逐渐形成了自己雄厚的理论功底，如今他已经是财政部财政科学所的博士生导师。

　　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使项怀诚总是能够站在理论的前沿，走在改革的前列。他原先任职的财政部综合司担负着研究宏观经济、财税改革及管理预算外资金等重大任务，号称部长们的“参谋部”。还在综合司当副司长时，项怀诚就总是以他超前的目光，紧密跟踪改革动态，及时向司里、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任务，准备找综合司研究，综合司已交出了一份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研究报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项怀诚备受鼓舞，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并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出版了。多年来，项怀诚经常在《人民日报》、《求是》及《财贸经济》等报刊上开专栏、发表文章，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做过有价值的探讨。如《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2.5.11）、《十羊九牧的思考》（《人民日报》2001.4.26）、《新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求是》2001.5）、《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2002.12.23）、《只留清气满乾坤》（《人民日报》1999.9.2）等。他所著《财政管理学》一书还得过国家图书奖，这在高层领导中并不多见。

　　熟悉项怀诚的领导和同事公认他是一个学者型官员。据曾任项怀诚秘书、现为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的王保安同志说，本来调任自己当秘书时是不想去的，后来听说是给项部长当秘书，就乐意了，“因为他是学者型领导，跟着他能够捞点东西回来。”果然，项怀诚不仅以自己的好学言传身教，还主动支持王保安读博士学位。“碰上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好说的，”王保安顽强拼搏三个半月，就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博士研究生。

　　广博的知识还成就了项怀诚出名的好口才。2002年11月，项怀诚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并发表演讲。11月22日，香港《文汇报》用《世界级财长发挥项氏幽默》来命名它的一篇报道，并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话：“中国有世界级的总理，也有世界级的财长”。11月29日香港《大公报》一篇名为《项“财爷”讲演无闷场》的文章这样形容他的讲话，“完全不用看讲稿，谈笑风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头到尾笑声不断”……有一次，记者请他对李登辉的一句话——“第三次金融风暴将由人民币贬值引发”发表评论，他马上答道：“李登辉先生的话不值得我评论，因为他经常说错话。”顿时满堂喝彩，掌声如潮，在座无不为他的机智幽默所折服。

　　二、平民出身的高官

　　项怀诚1963年进入财政部，从科员、副科长、副处长、副司长、副部长一路走来，直到1998年担任财政部部长，用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讲，项怀诚“是历任财政部长中惟一一个在财政部历练多年，财政部培养出来的，有魄力、实践经验丰富、擅长解决疑难杂症的财政专家。”

　　人们称项怀诚“平民高官”，这位平民子弟对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在办公室见到的他，一改电视上西装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蓝衬衫，更普通的深蓝色夹克，形象一点儿都不光鲜。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当了副部长的他家中还没有电话，并且还和别人合用着厨房和卫生间。有一次，姚依林副总理的秘书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电话号码，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里根本没有电话，这之后才在宿舍传达室紧急装上。他要求下属要四勤：手勤、腿勤、脑勤、嘴勤，他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八点半才上班，他七点半就准时来到办公室，打扫房间、打开水、读书、学习。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年过花甲，几十年如一日。

　　据项怀诚的同学说，他的夫人在北京的一所回民中学教书，一直是班主任，一辈子连个教研室主任也没当过就退休了。一儿一女也没有借高官父亲的光，做的都是很普通的工作。

　　成功人士一般立志都较早，拿这个问题来问项怀诚，他却回答：“没有，一点也不敢想，那时讲多了就是‘个人奋斗’。”据他山东大学的同学说，他们那届学生（1956级）中文系共有108人，大多是调干生，有的年龄已三十多岁，而项怀诚才刚过17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几个学生之一。班里的大姐刘露茜就说，“项怀诚不就是个孩子吗！”项怀诚自认自己在大学时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也不太关心当时的政治，而且由于年龄小，还比较贪玩。那时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有一次，小组又开会，项怀诚听得不耐烦，就借口打水，溜出去看了一场电影。等他“打水”回来，自然少不了一顿盘查，他也不说谎，老老实实承认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简直是犯了大忌，是自由主义！班里同学为此集体开会帮助了他一番。小组长凌南申哭笑不得，项怀诚自己却一点意见都没有，反而觉得挺值。说完这个故事，项怀诚还不忘追问一句：“你想想，这种境界的孩子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故事也许能解答为什么项怀诚在1983年44岁“高龄”时才入党这一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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