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五封信--为了铭记的寻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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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8日14:17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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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沈嘉禄(记者) 小旅馆奇遇毛泽东 事情缘起于一条线索：许志行的女儿许定之、女婿陈华宗希望记者帮他们找到五封信。这五封信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给许志行的。许志行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私人友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同样美丽的愿望。 于是，记者走进了毛泽东与许志行的传奇故事当中。 许志行原名潘祖圣，1902年5月21日出生在江苏吴县，许有兄妹三人。7岁时随母亲迁居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同早在那里的父亲一起生活。许志行在镇上一所私塾读书，刚读了三年，家中发生变故，母亲身亡，父亲无力抚养，就让他入赘许家，从此潘祖圣改名为许志行。随后他进了海宁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14岁时辍学，被许家送至嘉兴一家酱园当学徒。关于这段学徒经历，许志行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师弟》中有详尽的描写。他的师弟因为累得支持不住，在上门板时突然大口吐血，最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死了。受此刺激，许志行愤然离开了这个黑心的老板。但回家后又被送至上海闵行一家酱园做了两年学徒。许志行多次不堪奴役，多次冲撞老板，最后逃了回来。18岁时，许志行又被送到长沙，在一家五金店里当学徒。 在许志行写于1977年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里，他这样写道：“这年正是‘五四’运动的一年，我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更加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妄想继续求学，满腔不愿做奴隶的情绪，促使我进店只有三天，就硬着头皮，不顾一切，偷偷地从店里逃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逃到了汉口，情形十分狼狈。” 此时的毛泽东又处于怎样的人生关口呢？他在延安口述、由斯诺记录的《毛泽东自传》中这样写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 毛泽东和其他代表北上路经汉口，下榻一个小旅馆，就在这里，奇遇开始了。毛泽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脸色憔悴的小伙子，就主动上前招呼。许志行说的是浙江话，毛泽东一口湖南话，两人都听大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后来就采用笔谈的方法。于是毛泽东知道了许志行走投无路的窘困，并对他不愿做奴隶的精神及继续读书的愿望大加赞赏。 毛泽东希望许志行回老家，并表示可以帮他。但许志行不愿回家，请毛泽东在汉口帮他找个工作。毛泽东表示自己在汉口并无熟人，而且马上要北上。耐心地说服他，姑且回家里安心等一段时间，等他到北京办完事后回湖南，一定设法帮助许志行继续求学。 许志行此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北上是干什么的，但在他眼里，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人，诚恳、坦率，值得信赖。他就听了毛泽东的话，并将家里的住址写给毛泽东。回海宁的车费也是毛泽东给他的。 回到海宁，许志行受到父亲的严厉责罚。更重要的原因，据许志行的女婿陈华宗说，是许志行并不喜欢早已定下的婚事，按照当时的规矩，入赘后的许志行在适当时候，必须与许家的女儿结为夫妻。就在他迷茫惆怅之时，毛泽东从北京给许志行寄来了激励他的信，还有《新生活》、《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1921年春天，驱张运动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做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并自己筹款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这个学校是给小学失学后又想升中学的人补习功课的。毛泽东写信给许志行，叫他秋天到长沙来读这个补习班。 在许志行的没有发表的回忆文章里，他写道：“我接到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兴奋地又从家里偷偷地逃到长沙，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十分高兴，就安插我在补习班高级部读书，一切费用全由他负担。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也在高级部上学，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他们两人对我一见如故，我和他们相处得好像兄弟一样。毛主席对我也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每周一次，毛主席给我们上一次‘公民’课，讲的都是一些革命道理和故事。” 记者查遍了有关资料，无法证明此时许志行已经知道毛泽东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并到上海参加“一大”。但在1922年，许志行与毛泽民、毛泽覃同时参加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教他写文章 据许志行回忆，在这个补习班里，主要学国文、英文和算术。国文教材是自编的，国文教师是谢觉哉。毛泽东除了从事革命工作外，还教师范部一班的国文，又兼了高小部的一些课程，有时还给毛泽民和许志行开开小灶。 1978年出版的《语文学习》丛刊第3期上，有一篇许志行写的文章——《毛主席教我学语文的一点体会》，里面提到了这一时期的几段往事。当时，受过私塾和新式学校几年教育的许志行还不太会写风行的白话文文章，毛泽东就特地在观察、表达等几个方面对他加强训练。毛泽东对鲁迅的文章非常推崇，曾让许志行和毛泽民熟读并抄录鲁迅的《故乡》和《我们怎样做父亲》。还教许志行每天记日记。毛泽东教许志行写作文，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希望他从社会中寻找素材。有一次，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把两个进步青年杀了，并将他们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毛泽东就叫许志行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看，看后回来写文章，抨击反动统治。当时湖南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遇到病灾都去拜佛求签，许志行就写了一篇《靠菩萨的结果》，毛泽东看了连说不错，鼓励他投稿，后来这篇文章就刊登在何叔衡当主编的《通俗日报》上。 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迁出学校住在清水塘。这时，许志行与毛泽民、毛泽覃住一个房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清水塘请教，有一个星期天，他们三人都没空前去，就由毛泽民执笔写了一张明信片说明原因。过了一星期，他们又去了清水塘，毛泽东拿出这张明信片问他们有没有写错的地方。三个人左看右看，实在看不出毛病。于是毛泽东指着抬头和落款说：“上面写着‘毛泽东先生启，南门本寄’。‘启’是打开的意思，明信片怎么能打开呢？再说你们三个人具名，却用了‘本寄’，难道许志行也姓毛吗？”三人一听才恍然大悟。 在采访许志行的女儿、女婿的时候，陈华宗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陈华宗曾问起许志行对杨开慧的印象，老先生说：“杨开慧待我非常好，很同情我失学失业的经历，鼓励我用功读书。她是个随和而善良的人。到那里去，有时会看到毛主席、杨开慧和几个朋友在家打麻将，毛主席赢了牌就会很高兴，反之，输了就很激动。这也是毛泽东的性格的真实反映。” 《别长沙的一天》和M先生 1922年7月，许志行在长沙一师附小毕业后，很想投考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湖南的省立学校是官费办的，只招湖南本省学生，许志行又想投考湖南省的其他学校，但别的中学一律要收费，而且不菲。毛泽东见状就建议他回老家海宁投考浙江的师范学校，这样就可只交一半的学费和膳费。半年不到十元钱，毛泽东说：“这几十元钱，我是能够接济你的。” 有毛泽东这样一句话，许志行就回浙江了。7月22日早晨，许志行来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彼时的情景，许志行没有正式的文字留下，但在他后来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别长沙的一天》里，我们仍可从字里行间读出真诚的情感，并以此作为想象的依据。 小说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角度，在写到与毛泽东告别一节时是样描述的： 散步回校后，他勉强将零星东西收拾好，看看上午时间还早，就到清水塘去辞别M先生。那时M先生正在家里写什么，见他进去，忙搁了笔，对他说： “哦，你前天给我信已收到了。你就是今天走吗？那也好，已经挨到现在了，学费，我已通知泽民，由他筹给你，临走你可向他拿。你到了长沙只一年，学问思想都进了步，以后升学去，望你格外努力。经费方面，每学期我总可接应你些，不过现在自己也很缺钱，怕不能多寄罢了。浙江的学校不比湖南，学生都很奢华阔绰，你总得酌量自己的情形，去创造环境，不要为环境所支配。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 “一年来，累你不少……” “你又错误了，这又成什么话呢？请你不要以此牵心。” 他低着头，眼睛着地不住地开闭，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告别时，先生送他到门口，望着他说：“路上小心，到了什么地方，进了什么学校，就写信来……”他此时喉咙都鲠住了，热泪充满了眼眶，也不能说一句话。 从这篇小说里，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与许志行感情很深的毛泽民和毛泽覃一直送他到码头，毛泽覃将手中的折扇给了他，供他在路上拂暑，毛泽民则送来了供他在船上吃的香肠、爆鱼、皮蛋，因为当时的船上只供应白饭而没有汤菜。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篇小说的情节不复杂，人物设置也比较简单，甚至没有形成冲突，但在感情方面写得相当细腻，今天读来，仍让人感觉到许志行当时的心情。 小说还难抑沉痛之感地写道： 他生来认为最为悲伤的两天：一，母亲死的一天；二，离别长沙的一天。 这篇小说具体写于什么时候，记者无法考出，但收录这篇小说的小说集《孤坟》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9年3月出版，到了1941年8月已出到第八版。这里有两个时间节点，前者国民党已经背叛革命，向共产党大挥屠刀。1929年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国民党当局完全可以从小说里嗅出M的真实身份，并根据泽民、泽覃的真名找作者的麻烦。至于后者，正值孤岛沦陷，日军开进租界，汪伪政权完全可以通过书刊检查，置许志行于死地。所幸的是，许志行躲过了劫难。1929年他在厦门集美中学教书，1941年8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 与毛泽东同舟共济 许志行来到省城杭州，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录取后，许志行马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陆续给许志行寄来了零用钱用于买书。在浙江一师，许志行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颇得时任国文教师的俞平伯的赏识。 后来许志行在茅盾、郑振铎主编的新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自传体小说，如《孤坟》、《师弟》、《一个青年》等，为文坛瞩目。《师弟》还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在许志行的小说集《孤坟》出版时，俞平伯还为他作了序。序中说：“集中所示，犹不仅个人身世，更有大的时代……” 1925年5月，许志行在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前夕，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许志行即以学生代表身份组织罢课、游行，还到诸暨、绍兴、萧山等地，作反帝爱国宣传。暑假时，团组织决定派他到上海参加工运。在上海，许志行在杨树浦一家纱厂工会主持发救济金和组织宣传工作，曾几次被特务追捕，因为工作积极，时年24岁的许志行就被组织转为中共党员。但暑假结束，许志行回到学校后却发现自己已被校方以“宣传赤色，鼓动学潮”为由开除了。 许志行在无奈之下又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信给他，并邀他到广州去。这样，许志行又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了。但这一次，他已不是穷困潦倒的学生，而是一个对新世界充满热情的革命者。 1926年，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根据中共指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把赶来的许志行安排在自己身边，担任宣传部交通局干事，负责与上海交通局(负责人是沈雁冰)的联络工作。因为这层关系，他也与茅盾相识了，并通过他在上海结识了冯雪峰、宋云彬、许杰等作家。 1926年，蒋介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提出反共议案：凡共产党员不得兼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职务。毛泽东被迫离职，之前他将许志行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机要秘书及秘书处共产党支部书记。7月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10月攻克武汉三镇。之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到武汉，毛泽东也恢复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继续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这时，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毛泽东带着许志行来到武汉，许志行仍然在秘书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汪精卫又于7月15日在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蒋汪合流，全国各地一片乌云。此时，中共在各地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回到湖南发动农民起义，许志行于8月离开武汉，几经辗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先后在上海闸北区委和浙江省委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8年许志行还回老家海宁策动过一次农民暴动，但未成功，只得避离海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据许志行生前对友人和亲属说，他曾于1928年和1934年两次去长沙、湘潭等地寻找毛泽东，但因无组织关系，均没找到。这也说明，至少在1934年之前，许志行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行踪，以及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化。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许志行再次陷于孤独之中。但从大革命旋涡中走出来的他已经变得成熟了，于是决定投身教育，同时也为自己挣一口饭吃。 颠沛流离二十年 许志行可能当时并没想到，自己作为一名教师，此后经历了整整二十年的颠沛流离！ 在一份早已发黄的履历表里，记者看到了极简短的记录：1928年，许志行到厦门集美中学、汕头友联中学任教。1932年，许志行到河北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任校长。1934年，转入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所设的平民文学部编辑通俗文艺丛刊。1935年，去温州第十中学任教。1936年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1937年至1941年在开明书店任编辑。1943年在浙江昌化嘉属联中任教。1945年回上海，从那年起直至1955年在格致中学任教。 当然，那个时代的几乎每个人，在履历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伤感和叹息，许志行更是如此，这期间，穿插着好几次失业，还有一次因参加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而被国民党抓捕入狱的经历。但温馨的回忆也是有的。就在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学校，一个校工刚刚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孤苦伶仃地生活着，已过而立之年的许志行从同情、关心开始，很快与她恋爱上了，最后与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女孩子结了婚，生了唯一的女儿，取名为许定之，也是为了纪念在定县的清苦生活。 还有一件让许志行欣慰的事是，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战爆发后，许志行为开明书店《文学集林》和世界书局大时代文艺丛书《十人集》写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小说。 毛泽东的信被弄丢了 几十年中，许志行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命运，盼望着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格致中学教书的许志行获悉毛泽东即将到北平的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二十年来的情况。考虑到上海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怀揣着这封信来到苏北解放区，寄往“明朗的天”。 不久，一个自称是新华社记者的人来到格致中学，找到许志行，神情颇为紧张地告诉他：毛泽东有一封信转交他带给许志行，但南下途中丢失了。这个马大哈记者建议许志行赶快到乡下避一避，万一这封信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怕要掉脑袋了。 据许定之向记者回忆：“那天父亲回家，神色特别严肃，和妈妈一起拿了一些东西跑到阳台上去烧。后来我们就跑到扬州农村的外婆家避了一段时日，回上海后倒也没事。我不知道烧掉了一些什么。” 不久上海迎来了解放。许志行立即写信给毛泽东，并把上一次的情况也说了。10月底，许志行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往上海广西路格致中学的信。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志行兄： 六月十日的来信收读，甚为喜慰，迟复为歉！泽民于八年前被国民党杀害，谢觉斋(哉)在北平。我身体尚好，勿以为念。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关于写有关我的事迹的文章，最好不写，免得引起有些人对你的不满，暇时可来信。 敬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日 此后，许志行每年都要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思想情况，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给他回过五封信。其中一封信是邀请许志行赴京一叙的。信中说：“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暑假可去韶山。”最后一封北京来信，陈华宗记得是在1957年。 于是就有了1957年许志行的北京和韶山之行。 三十年后老友重逢 北京及韶山之行，无疑是许志行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 2004年6月上旬，采访车载着陈华宗、许定之和记者，穿破今年的第一场梅雨，向江南小城嘉善急驶而去。陈、许两位老人现暂住在上海的女儿家，为了翻阅许志行留下的档案，他们倾力支持，特地陪记者回嘉善一趟。 翻开许志行留下的几本手抄本，记者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又似乎亲历了一个普通教师与一位领袖的亲切晤面。 一本封面上画着“向先进科学进军”宣传画、纸张黄而粗糙的练习簿，就是许志行1957年6月21日至7月18日的日记，它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往事。 在6月22日那天—— 六点半，毛主席派高同志放小汽车来接我去。毛主席在他私寓的游泳池旁等着我。一见面，我用双手擒牢他一只手，久久不放，心里激动得很。坐定谈话中，毛主席问我还要在北京看些什么人？我就把他也熟识的谢觉哉、易礼容告诉他。他就说：“好，去请他们来！”于是就叫人去接了他们来。我和易先生已三十年、和谢觉哉则已三十五年不见了，此刻相见，都还认得…… 七点半用夜饭，还喝了葡萄酒，饭菜丰富，我和毛主席碰了两次杯。毛主席还亲自挟菜给我吃，饭后又谈，谈到九点钟。我说：“毛主席疲倦了吧？”但毛主席说：“不，还可以谈谈。”到九点半，谢老提出告辞，毛主席才让我们走。 这次会见毛主席，我实在太兴奋了，也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事前总以为毛主席接见的时间不会多，谈话的态度很严肃，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那种亲切的、带有风趣的谈话态度，使我活泼，毫无顾忌地把心里要说的话都向毛主席倾吐了。 回到旅馆后，兴奋得睡不着，给瑞瑜(许的妻子——记者注)写了一封信。 过了五天，也就是27日，毛泽东又接见了许志行。当天晚上，许志行造访叶圣陶未遇，回旅馆已是九点，“得中南海电话，毛主席相邀，不久就放汽车来接，于是与毛主席第二次相叙于原处。”这个时间，这种场合，非常适合老朋友单独相谈。是年6月，神州大地乍暖还寒，反右狂飙正在突起，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又有《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先后问世，毛泽东很想知道外面的情况。 记者在采访时非常仔细地问了陈华宗。据他回忆，许志行事后曾跟他说起这次会见的情景。毛泽东特意把李敏、李讷两个女儿叫来跟许志行见了面。会见时许志行替在“鸣放”中受到批判的宋云彬和许杰说了些公道话，毛泽东是这样回答老朋友的：“你别急嘛，你知道现在谁在阴间里当阎王？不是别人，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是恩格斯。今生弄不明白的事，到阴间后也会弄明白的。” 早已成竹在胸的领袖如此一说，许志行也无法再说什么了。他当天的日记上是这样结束的：“(谈话)约一小时始辞出，毛主席再三叮嘱我，必须站稳立场，不要为右派分子所骗。” 但是许志行并没有“站稳立场”，从中南海出来，第二天又去看望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宋云彬，还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当时宋是浙江文联主席，许杰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两尊正在过江而注定要被淹没的泥菩萨。 许志行在北京一直呆到7月2日，其间看望了谢觉哉、俞平伯、冯雪峰、汪静之、叶圣陶等老师长、老朋友，还看望了在北京民航局工作的女儿、女婿，游玩了颐和园、十三陵、长城等景点，心情还是很舒畅的。临走，毛泽东让交际处安排许志行到韶山去的事宜，买了车票，还给了他500元钱，特意说明这是自己的稿费。 500元在1957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后来许志行到了韶山后也没花掉这笔钱，回上海后买了一台凯歌牌六灯收音机。至今还搁在许定之、陈华宗在嘉善的家。陈华宗指着柜顶上的“老古董”对记者说：“还能用。” 三十六年后重回韶山 许志行在中央交际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下，行行停停，一路南下，重访了工作过的定县、武汉，然后来到湖南长沙，许志行住在湖南省交际处的招待所里，第二天他去教育厅找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不巧的是，她正好与杨开慧的母亲和弟弟到杨开慧的坟上祭扫，许就留了一张纸条，当晚，王淑兰就到招待所里来见许志行。许志行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三十六年前，我在长沙一师附小读书，正是毛主席兼任附小主事的时候，和毛主席的两个弟弟泽民、泽覃都是同学。三人亲如手足，那时泽民已结婚，爱人就是她。我和泽民、泽覃一同到他们家里去过旧历年，一直过了正月十五看了龙灯才回长沙。就在这年的暑假，我回浙江，从此和她分别后，不曾见过面。她还是这么矮，可是胖了，脚也还是缠过的小脚。” 与过去一样，许志行还是亲切地叫王淑兰为“四嫂”。两人回忆过去时，四嫂向许志行说起杨开慧被何键杀害时的情景：“毛主席的一个孩子一同被抓，本来也要杀，旁边有人说，孩子无罪，也未成年。何键说：好，那么过十二年再杀罢。放了出来。后来杨开慧的弟弟和弟媳好不容易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到上海，此时毛泽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又送到苏联学习，有一个小的在上海的马路上走失掉了，至今还不知下落。开慧死得好惨！和她一同被枪杀的有许多人，打开慧的枪没有打中要害，半夜里她醒来了，在棺材里叫，人家听到了去报告，何键的人又将她拖出来打死了。” 四嫂是小脚，但不妨碍她参加打游击，有一次队伍打散了，四嫂找不到队伍，流落在乡里一整年，靠讨饭过日子。 在长沙，许志行还看望了从韶山刚搬到长沙定居的杨开慧的母亲和她的婶婶、弟弟、弟媳等人。杨开慧的母亲那时已经八十三岁了，“身材瘦小，面容很像开慧烈士，她的听觉、视觉和说话能力已经迟钝不堪，四嫂把我向她介绍之后，她只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欢迎，而不能说什么话。”许志行带了一包蛋糕给老太太吃。 到韶山的第三天，许志行就在四嫂的陪同下参观了毛泽东故居，这也是许志行36年前与毛泽民、毛泽覃同来度过一个暑假的地方，“厨房、膳室、三间卧室、一个舂米室、一个牛栏、一个猪圈，这些地方我还记得，”——许志行在写于1957年，一直没有发表的文章《从北京到韶山》里写道。然后他向“泽民哥”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又含泪在故居几间房里缓缓盘桓，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他甚至爬上了一般不让人上去的小阁楼，因为这是毛泽东温习功课的地方，也是他曾经读过书的地方。 出了故居，许志行由招待所的一位同志陪同着去参观了一座小水库，在路上，招待所的同志遥指前方一座小山对许志行说：“这座山上有毛主席的祖坟，反动政府派人来掘过，可是掘错了。” 国民党怎么会掘错的呢？原来动手之前，先派一个特务来，装扮成商人的模样，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到处打听毛泽东家的情况和祖坟，韶山的农民警惕性很高，对这人早有怀疑，就指了个无主坟头给他看。不久，这个特务就带了一队士兵来掘坟，掘完后还去上司那里邀功领赏，可是国民党当局并不知道已经掘错了。 许志行此次重访韶山，是以毛泽东的私人朋友身份去的，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而毛泽东本人在离家后一直没机会回去，直到1959年才回去了一次，并写下了《到韶山》一诗，感叹“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似水年华。 毛泽东的亲笔信在哪里 有必要补充交代一下：许志行于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后来又加入中国作协。1956年加入民盟。后来又先后到上海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1964年因中风而退休。毛泽东在建国前给许志行写过的信应该不少，但都因居无定所或颠沛流离而散失，留下这建国后来往的五封信就弥足珍贵了，所以许志行生前一直珍藏在身边。但许志行一直非常低调，除了老朋友，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与毛泽东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但到了十年动乱当中，遇到1968年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人人过关，许志行只得跟“里革委”的阿姨们讲了自己跟毛泽东的“社会关系”。听者不由得大惊失色，想不到自己的“防区”内生活着这样一个人，不知是真是假。于是，虹口区委就派一个名叫黄贻德的干部，和一个代表市委的专案组干部登上门来，说“张春桥叫他们来取毛主席的信，代为保管，今后要编进《毛泽东全集》里”。专案组的人还关照许志行，“今后凡有人来外调，一定要经过区委的批准”。 据记者现在调查发现，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许志行无法违抗，让他们一共拿走了四封信。许志行要他们出个收条，但没给他。直到“文革”结束，许志行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要求索回这四封信。“不久，上海档案局寄来一个大信封，里面夹着四封信、三个信封的复印件，别的一句话也没说。”陈华宗对记者说，“我记得家里一共收藏着五封信，最后一封毛泽东来信写于1957年末吧，内容也非常简单，大意是：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后来，许志行多次写信给毛泽东，一直没再收到回信。” 在嘉善一套老式公房里，记者看到了许定之和陈华宗保管的毛泽东四封信的复印件，尽管是复印件，但一看便知是毛泽东的手迹。而且，与毛泽东手书自己创作的诗词通常要写好几幅然后从中挑选一幅的做法不同，见诸书信的书法更加放松，神采飞扬。从这四封信里，记者也真切感受到这一点，以“惊蛇入草，蛟龙出海”来形容毫不为过，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一览无余。还有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得知许志行有意往访韶山后写给韶山乡人民委员会的，写得也极具风采。当时，许志行知道这封信到了韶山后，就不再属于他，就让女婿陈华宗用照相机拍了下来。但许定之和陈华宗还保留着一张便条，那是1957年毛泽东第一次与许志行见面后用铅笔写在一张便笺上的，提示他如何到内务部找到谢觉哉部长。 1983年许志行旧病复发，由女儿接到嘉善照顾，但不久因病情严重而不治，毛泽东的亲笔信的不明去向成了老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的去向，事实上并不像陈华宗所说一并由虹口区委拿走，而是数年前由许志行送给了孔另境。孔另境是茅盾的内弟、作家、出版家，与许志行是多年的老朋友。孔另境有一个雅好：收集名人信札，经过多年搜访，收藏颇丰，其中鲁迅的书信与照片蔚为大观。听说许志行收有五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就向他索讨。许志行碍于情面，就将毛泽东写得最简单的最后一封信给了他。为证实此事，记者采访了孔另境的女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孔海珠女士。她说：“后来，许志行曾多次向我爸爸索回，我爸爸不肯，两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不高兴了。后来在朋友的调解下恢复来往。许伯伯生病时我还和母亲一起去看望他。‘文革’祸起，家里的这些信札和照片统统给抄家抄走了，包括毛泽东的这封信。‘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有关方面希望我们捐赠这批信件，我们也就同意了。”最近孔海珠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文艺界为鲁迅举行葬礼情况的图书，还是向鲁迅纪念馆借阅原先属于自己家的老照片。 陈华宗在采访快结束时向记者讲了两件事。一是关于许志行有没有恢复党籍的事。陈华宗说：“为此事我问过许老先生，他说：自己当然想过这件事。但在党最困难的时候，我与党失去了联系，后来也没作过贡献，心里一直很惭愧。不该提这个要求。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资本向外人炫耀，向组织要求什么。”还有一件事是在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陈华宗问许志行对毛泽东的印象，其实也就是对“文革”的看法，许志行沉思良久，才缓缓吐出一句话：“毛主席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 据上海档案局的有关干部说，有关毛泽东的档案，按规定一律由中央档案馆保管，估计这五封信也在那里，并且到目前为止还不对外开放。而记者在四封信的复印件背后，也看到了一枚刻有“中档复印件”字样的菱形图章。 许定之在得知最后的消息后对记者表示：毛泽东的书信，是领袖与父亲友情的见证，是许家的宝贵财富，但更是全国人民的珍贵档案，共同财富。只要保管得好，就可安心了。这些复印件同样可以对孩子进行教育，重要的是历史和感情。 在许志行工作过十年之久的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对此事也一直很重视，他对记者表示，这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题材。许志行在人生道路上也曾迷茫过、徘徊过，甚至消沉过，所幸的是遇到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学习文化，参与革命工作，从而体现了人生的价值。这也是今天我们钩沉这段往事并从中提炼新闻价值的出发点。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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