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合作《长恨歌》的导演关锦鹏和演员梁家 辉、郑秀文走在上海影城的明星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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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情，关锦鹏其实少之又少，但终没能逃 过镜头的眼睛

　　撰稿／李宗陶(记者)

　　17年前，关锦鹏看到红歌星梅艳芳。“她的身体语言好丰富”，透过这种语言，关锦鹏看到一个偶像深处的演员特质。他力排众议起用梅艳芳的结果是，那一年将她送上了第二十四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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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下午，上海海润影视制作公司的会所里，关锦鹏告诉我，将扮演王琦瑶的人选最终定为郑秀文的理由是：“她的身体语言好丰富。她有那种属于上海的风情。”

　　关锦鹏自己的身体语言是内敛的，但不做假。当他以粤语配合手势向同道要一杯白开水时，那种柔软仿佛会带出款款波纹。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同志”。

　　读本中的上海风情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导演，关锦鹏说，要了解上海并不难，因为上海与香港是一对“双城”。

　　上海与香港的“双城”之说，始于学者李欧梵。他说，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她者”才能被理解，长期以来，沪港处于一种互为“她者”的关系之中。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上海把香港作为“她者”；50年代，香港经历了明显的“上海化”，成为这个传奇大都会的镜像；70年代、80年代，香港发展提速，但“始终以老上海为蓝本”；今天，浦东地区的天空线条与香港惊人地相似，“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李欧梵语)。

　　这种缠绵交错的关系，决定了关锦鹏可以轻易找到多种体味上海的读本。地理上，他已记不清多少次来过上海。小说，远有张爱玲，近有程乃珊，而许多住在香港的上海女人则给他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读本。“她们没有变，有在生活上坚持的东西，我常常能感受到她们那种‘我是上海人’的骄傲。”

　　拍《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关锦鹏与老上海愈发贴近。他嗅到了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背后的精致、忧伤和颓靡，于是深深浅浅地留痕在影片的细节里。细节，已是关锦鹏的标签之一。

　　筹拍《画魂》的时候，关锦鹏读到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当时并没有将之拍成电影的冲动，因为他的原计划是在《画魂》之后拍一部香港现代题材的戏。

　　2003年，海润买断了《长恨歌》的电影电视版权，于华人导演中搜索一遍，最后锁定关氏。关锦鹏说，这类合作算是“一拍即合”。海润同时邀请他出任电视剧《长恨歌》的监制(导演由丁黑担任，代表作《玉观音》等)，是觉得他对上海风情的把握多少会对乍一看很难与上海接轨的丁黑有些帮助。

　　因为《长恨歌》，关锦鹏与王安忆已多次会面。在他看来，王安忆之所以要写《长恨歌》，是感怀“上海芳华不再”。“她的小说里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也有一些评论家说她写得不像上海，这就给我留出了一些创作的空间。电影和小说的语言不同，它有时不用说什么，只要用一些细节就能把观众带入某种情境。我想，我要展现的是王琦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四个男人的关系，层层剖开这个女人的情感，重要的是拿捏那种感觉和状态。”

　　用一些词句来概括上海的旧式风情和上海旧式女人的风情？关锦鹏和丁黑都觉得，这是一件没法说清楚的事，所以，他们将分别用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的长度来诉说。一个小小的悬念是，关锦鹏会让王琦瑶换几套旗袍呢？关锦鹏呵呵笑道：“肯定没有张曼玉那么多啦。”(《阮玲玉》的风情之一便是其中28件旗袍。)

　　“一个导演遇到一个处在求变阶段的演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当张曼玉试图改变“花瓶”形象时，关锦鹏成就了《阮玲玉》，而郑秀文，今天正处在转型的关口。尽管她常以搞笑或者肥婆的形象出现，但关锦鹏从她的MTV中发现了某种可以注入期待的潜质，他相信这位当红女星能成就一部好的文艺片。至于梁家辉、胡军、吴彦祖等男星的选定，也是制片方基于市场和票房号召力的通盘考虑。

　　两地女性电影

　　如果请一位内地导演来拍《长恨歌》，圈内人士都认为，非黄蜀芹莫属。

　　今年47岁的关锦鹏被公认为香港“最虔诚、用力最深、成绩也最显著”的女性电影导演，1987年，他以一部《胭脂扣》蜚声影坛。而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曾说，如果说内地唯有一部女性电影的话，就是黄蜀芹1988年拍摄的《人·鬼·情》。

　　于是，比较两地女性电影成了当天设置的话题。黄蜀芹与关锦鹏，相隔数年都拍过《画魂》(巩俐版电影和李嘉欣版电视连续剧)；今年，关即将投入《长恨歌》，黄将在秋季排演话剧《金锁记》(张爱玲原著、王安忆改编)，显示了一个内地第四代导演和一个香港新浪潮后期成长起来的导演对女性题材的偏爱。

　　“这可能跟我的成长有关。父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主妇。当家庭发生变故后，她必须承担起双重责任，在外面要赚钱，回家还要带孩子。”从那时起，关锦鹏常常在一边观察母亲所做的一切。从母亲身上，他看到了女性的坚韧，成人之后，他在很多优秀女性的身上看到了和母亲同样的特质。从《胭脂扣》到《阮玲玉》到《红玫瑰白玫瑰》，他的作品始终散发着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照——都市的背景，感性的片段。而他个人的性向，成全了他的阴柔细致的风格。

　　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慢熟的黄蜀芹，是在看完蒋子龙记述女武生裴艳玲生活与艺术的报告文学《长发男儿》之后萌生《人·鬼·情》的创作念头的。她在片中对女性命运和困境的解读，远没有影评家总结得那么清晰和具有理论高度。她说，这是一次哲学思考和自我追问，它是沉重而孤独的。

　　两人剖析女性的语感是如此不同。“我想，我们对于原型的思考也许都差不多，但黄导演或者只能用非常含蓄的手法去表现。”关锦鹏说，香港导演比较轻松，能用一种放松的口吻表现人性中阴暗的东西，而内地导演也许有禁忌，因而沉重些。这是两种电影体制下，导演不自觉的选择。

　　关锦鹏谈到香港电影工业的包装。他说，香港是一个很重视外观外貌的市民社会，小时候家里穷，母亲对他说：衣服一定要整齐。“先看罗绮后看人”，香港至今还有这种传统。“内地电影也许很平实，不那么花哨，但香港电影推出时一定注重包装。”这一点，几乎适用于两地所有的电影比较。

　　商业取向还决定了香港电影人常常针对“商业的市场”进行自我省察，关锦鹏说，这是传统。而黄蜀芹当年拍片尚无票房之说，导演都会情不自禁在艺术探索上走得更远些，这也是《人·鬼·情》叫好不叫座的原因。

　　今天的情形已然不同。第五代导演的行踪是一个提示，黄蜀芹也必须与时俱进，她新近担任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总导演，就是想按市场操作规则走一遭。而香港片厂体制垮掉之后，关锦鹏也在尝试追赶新近崛起的香港独立导演——他们懂得依据影片内容，通过不同渠道筹集并累积拍片资金，及参加适合的影展。这是新世纪的导演在创作之外，必须具有的判断力和触觉。

　　是不是会在顺应市场的过程中委屈了自己和艺术呢？关锦鹏说，不至于那么消极。当今世界电影的潮流是，既看重艺术性、思想性，又强调与观众贴得更近；在题材的选择上，总是尽可能开拓更宽的受众群。在他参加的国际电影节和诸多竞赛单元中，这些特征已得到证实，女性电影也是如此。

　　说到底，电影是个大众的东西。黄、关二人都表示同意。

　　解读性别解读自己

　　关锦鹏就读的中文中学以数理成绩好而著称，从初一到高二，他念的都是理科。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特别长，他于是参加了一个话剧团，才发现要改变职业方向。母亲很生气，她希望长子将来做个医生。关锦鹏后来加入了香港无线电视的训练班，为期一年，才发现自己不上镜，便申请调到幕后，与谭家明、徐克、严浩等一起进了菲林组。

　　“如果许鞍华肯认我这个徒弟的话，她绝对是我的师傅。”80年代初，关锦鹏跟着许鞍华做了四年半的副导演，两人都是“张爱玲迷”，都藉着将其小说拍成电影向伊致敬。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如今有的进了大学教书，有的改行经营起房地产，还在坚持拍片的人中，许鞍华就是一个，尽管她常常对关锦鹏一声三叹体力不济(确实有大学邀请她去做教授)。“电影对于她而言，是条不归路。”关锦鹏充满敬意之余，常常想起师傅的一句话：“每拍一部片，你要跟自己说，这也许就是最后一部。”

　　每个导演都会有失手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表中，关锦鹏选择《人在纽约》(又名《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它获得当年8项金马奖大奖，但在香港上映时，票房并不理想。“它说的是三个女人在纽约的故事，但问题是：这个题目你有多关心？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答应拍它的原因是《胭脂扣》的成功让我飘飘然，我当时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拍。”

　　1996年，为纪念世界电影100年，英国电影协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邀请了12位导演各拍一部纪录片。美国是马丁·西科塞斯，日本是大岛渚，所幸中国电影没有缺席，百年电影史的建构工程，落到了香港导演关锦鹏身上。他当年完成了一部概观两岸三地电影的神采飞扬的纪录片《男生女相：中国导演之性别》。作品甫一完成，便入选威尼斯影展“窗口”单元。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激情点评：“在关锦鹏所有作品中，这部纪录片绝对是有代表性的。关锦鹏巧手编织，用性别的角度切入中国电影史，既个人又群体，既主观又客观，娓娓述来，有条不紊，让人看到中国电影是那么迷人。它的自在坦然，丰富多面，使纪录片透出难得的趣味性。”

　　关锦鹏从早期女性电影，说到香港导演张彻、李小龙乃至吴宇森的阳刚世界；回顾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男性情谊电影(如《大路》、《浪淘沙》)，随后言及陈凯歌《霸王别姬》和《大阅兵》中的男性、女性世界，最后讨论谢晋、谢衍父子两代人对女性的刻画。关锦鹏说，这一段有相当多的访问，有陈凯歌谈谢晋，谢晋谈陈凯歌，谢衍谈谢晋，谢晋谈谢衍。个中迂回之意，令人会心。

　　男性亦有女性的触觉，关氏坦陈，这与他个人的情感取向是分不开的。他对一件事物的观察和反应，眼光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它们混杂在一起，分不清先后，几乎是一种本能。威廉，他12年的男友，常和其家人见面、饮茶，早已融入家庭。关锦鹏也在电影《蓝宇》中设置了这样的场景，他说，老实说，家人什么都知，只是中国人通常不会把每样事情说个明白，心里有数就行。

　　14岁时，关锦鹏看一些武侠电影，其中一个男人可以为另一个男人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情谊让他神往，此时他还未明自己的性向。当成年之后他公开承认时，人们有惊讶，但没有非议。因为当时，已经有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出现，人们也有比较开明的理解。难得的是，在面对各种表情的时候，关锦鹏始终坦然。

　　不能不提张国荣。我几乎有些冒失地问：“你怕艾滋病吗？”关锦鹏轻轻答道：“Safe Sex(安全性行为)，适用于所有的人群。”

　　关锦鹏自己说，我只是一个喜欢同性、以导演为生的人罢了。

　　焦雄屏说，他是个多情的导演，情感丰沛到有时让人觉得稍稍失控。

　　而那天我看到的，是一个平稳的、会注视着你眼睛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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