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冈布村德军墓地上的一个红衣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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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是血腥的“Ｏｍａｈａ”海滩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在6月初前往诺曼底的途中，我在塞纳河的一个弯道上离开高速公路，前往拉罗什居永，一个巴黎城西50多公里处的村庄。流经此处的塞纳河被一种灰白色的岩石山丘挤压着，绕出许多弯来，每一个弯就像一个花瓣，拉罗什居永就在其中一个花瓣的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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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曾途经这里，村子不大，但路边一座有如悬挂在山岩壁上的高大城堡，曾让我这个偶然的过客驻足望了好久。再后来，当我发现17世纪著名作家拉罗什富科曾是这个城堡的主人时，拉罗什居永在我这个路人的眼里又增添了一层不同于前的色彩。及至我读了拉罗什富科《箴言集》里的那句话：“在人的心里，激情世代更迭，永不熄灭，以至于一种激情的毁灭，几乎不可避免地就是另一种激情的再生。”我几乎可以说，我拿到了后来这次诺曼底登陆之行的一把钥匙。事物在我们眼里的变化过程是多么的不可预测。

　　隆美尔的城堡

　　1944年6月6日晚10点半钟，德军西线军团的指挥隆美尔的座车一路长途奔驰，在这座城堡前一溜椴树下匆匆刹住。副官朗格上尉跳下车冲进城堡，向参谋长斯派德尔通报隆美尔从德国返回。城堡空落落的走廊里，回荡着瓦格纳的歌剧《天神的黄昏》。

　　朗格咆啸起来：“盟军已经登陆，你们还在听音乐！”

　　斯派德尔抛去冷冷的一眼：“你认为听不听音乐可以改变什么吗？”

　　我此刻站在城堡前的椴树下，距那个回荡着《天神的黄昏》的晚上有60年之隔。城堡的主人换了又换，拉罗什富科留下了一本《箴言集》，隆美尔留下了一堆传说、一次失败和一个自杀的结局。

　　在他曾经长久伫立的那个高高的花园平台上，如今的主人只是一群或老或少的游客。如果你只在城堡地面上的数层间游览，这座塞纳河畔的古堡过去是现在依然只是拉罗什富科家族的祖居。但要是走到地下，阴冷的地下，隆美尔的影子才阴魂不散地抓住这毕竟难以抹去的历史的一个衣角。事实上，今天的古堡只在地窖里放了一组隆美尔将此作为司令部时留下的照片。

　　1944年6月4日早晨7点，当隆美尔最后瞥了一眼浓云密布的天空，坐上停在城堡前准备开往德国的座车时，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而且一切都显示他等待的那个日子尚不可能开始。临走前，他还看了德军气象师的报告，他绷了两个月的心弦松了下来。

　　他终于向司机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朗格坐在后座上，他身边还有一个礼盒，里面是一双尺码并不合适的浅口女式皮鞋——隆美尔带给妻子的生日礼物，生日就在6月6日。

　　就在隆美尔的座车碾着城堡院里的沙石地缓缓离开他位于拉罗什居永的总部时，在英国朴次茅斯市边的一片森林深处，盟军诺曼底登陆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在一辆旅行车上沉沉入睡，时间是英国夏令时早晨8点。他在刚刚度过的那个不眠之夜里，也下达了一个命令：由于天气恶劣，盟军诺曼底登陆推迟24小时，定在6月6月。

　　暗语《秋歌》

　　在离开拉罗什居永前往冈城的路上，我为自己总算“熬”到了一个不必为历史某些残忍的巧合而改变命运的时代而深深地庆幸。并不是每个人都握有这份幸运。

　　1944年6月1日晚9点，英国时间夏令时晚10点，在驻扎比利时边境的德十五军团司令部，负责监听的雷谢林中士在BBC电台播出的个人信息里，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秋日提琴悠长的抽泣”。中士跳了起来，冲进上司梅耶中校的办公室：“暗语的第一部分发出了！”

　　这是德国人从1943年便一直等待的盟军向法国抵抗组织发出的登陆信号。暗语的下半部分是：“声声慢慢抽打着我的心”。法国诗人保罗·魏尔兰的诗《秋歌》第一段的上下两句。盖世太保用酷刑从被捕的法国情报人员口里得知这一情报：下一句发出的时候，盟军的登陆将在48小时内进行。

　　这只是后来的传说中约定俗成的部分，真实的情况要远比上面说的这一部分残酷而复杂。

　　这两句以魏尔兰的诗作成的暗语是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发给它的3位法国情报人员的，时间是1943年。这一年盟军并未准备登陆，那为什么给这3位法国情报人员一个行动信号呢？

　　由弗朗索瓦·加雷尔、马塞尔·福克斯和马塞尔·鲁塞组成的这个地下情报网名叫“巴特勒”，与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建在巴黎的另一地下情报网“普罗斯珀”有联系。而后者早在1943年春便已被盖世太保渗透。

　　英国军情五处对此已有掌握，但未将危险信号发给在法国的地下情报员，而是坐视他们陷入罗网。为什么？

　　为的是盟军1943年夏季的一个名为“Starkey”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散布一个错误情报：让德国人相信盟军将在1943年9月登陆，迫使德军将尽可能多的作战师在整个夏季留在法国，以缓解东线的战事。

　　盖世太保在巴黎的逮捕行动也在这年夏季开始。从被捕的“普罗斯珀”情报网的一名探员口中，德国人知道了加雷尔、福克斯和鲁塞在巴黎的一个秘密地点。三人于1943年9月7日这天被捕。

　　魏尔兰的诗句“秋日提琴悠长的抽泣……”就这样走进了二战的情报史。

　　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的牺牲。这三人至死都带着出卖秘密的悔恨。我对在酷刑下招供的人，一直抱有同情。这些人才真正是被历史折断命运的人。真正的英雄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名字终会被刻上丰碑之巅。而这些人永远失去了位置，无论在哪一方。

　　别人的不幸

　　抵达冈城时已是正午，6月的阳光如此强烈，使得这座毁灭后重建的全部水泥建筑的城市，显得苍白而无美感，即便是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的节日气氛都难以改变它。

　　冈城的命运早在1944年4月28日便已排定。这天反对轰炸诺曼底城市的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碰头，他迫使这位力主轰炸的总指挥从被轰炸的城市名单上撤下了27个目标，但其中不包括诺曼底的省会冈城和其余留在名单上的25个目标。当时盟军内部就这个问题有两派之争，一派认为要不惜一切炸得德军无立足之地，后来这个军事的理由占了上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道的理由永远是灰溜溜让步的。6月7日，1000架轰炸机在冈城上空投下了无以数计的炸弹。盟军计划在登陆后48小时拿下这个诺曼底重镇，但却在32天后才最终攻下。

　　在这一部分的诺曼底旅行，除了壮观的大西洋和带树篱的牧场没有被1944年6月的炮火彻底改变，其余城市乡村的建筑已经完全改观。保留完整的古城、古村几乎难以寻觅。20世纪40年代以后，水泥、混凝土已经取代了19世纪前的天然石材，这就意味着“重建”已找不回失去的东西。走在冈城的大街上，偶有特意在重建时留下的一截断墙镶嵌在风格迥然不同的现代建筑群中，让你体味一下这个城市原有的色彩。在投向诺曼底的22500吨炸弹的威力下，许多城镇花了三四十年才重建完成，有一些从此在地图上消失。2万多诺曼底人死在盟军的轰炸和炮火下。有人说这是法国战后从投降国家挤进战胜国行列应付出的代价。但历史后来证明，这次轰炸行动并不是必需的，单从军事上也完全可以避免。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由于飞机轰炸，每一次战争都让平民付出了几乎等同于军人的代价。他们的命运只系于他们所居住的地点。

　　在战后媒体一致遵守的“只表现被解放的人民的快乐”之“政治正确”的框架下，战争的另一面一直被埋藏了半个世纪，直到60周年庆典时才得以被正视。因为历史的荒谬之处便是，打死他们的正是他们的拯救者。

　　我想起拉罗什富科的那句名言：“我们全都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他人的不幸。”虽然生活在历史幸运的夹缝间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琢磨出了“生命的温存”这样一种东西，但举目看看周围的世界，再回看历史，我面前常常出现的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痛苦的森林。

　　1944年6月6日凌晨4点10分，看守冈城监狱的党卫军军官海恩斯被从睡梦中叫醒。这位精通法语的哲学博士匆匆赶回他负责的冈城监狱，就盟军登陆采取“紧急措施”。海恩斯问上司，英国人可能几时拿下冈城，回答是24或48小时。于是就在这天下午，约90名被捕的抵抗运动成员在监狱的院子里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扔进那数以千计的弹坑里，从此下落不明。而此时盟军的先头部队离这座监狱只有5公里的距离。一个哲学博士，要不是这场战争，可能还在某个象牙塔里研究尼采或是海德格尔，为生命的意义苦思冥想。我时常感叹生命就像漏勺一样，有时在顷刻间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义！无论你站在什么阵营。

　　从冈城沿着514省级公路向维特拉姆也就是盟军最西面的登陆点“Sword”海滩进发的途中，我走进奥勒河畔的贝鲁维尔村。这里有第一批空降的盟军伞兵最先抢占的一座桥。桥边露天咖啡座挤满了旧军服爱好者、旧军车收藏者和看热闹的游客，人手一只相机，满耳都是英语。我这才惊觉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一部分人的“盛典”，其他人不过是陪衬。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艾森豪威尔在6月5日晚上目送首批出发的伞兵登上飞机时，被身边的记者看见眼里噙满了泪。这当然使我联想到他坚持保留的那份轰炸城市的名单。在人的眼里，生命无可奈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的价值。

　　事实上，德国人对法、美、英战俘与对斯拉夫战俘是有根本区别的；而在日本人眼里，与之平等的只有西方人，对中国人哪有战俘之说！所以真正的和解是有先决条件的。二战后的历史再清楚不过了，昔日的敌人很快成了伙伴；而昔日的盟友该在什么位置还在什么位置。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美国大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直留在我印象里的便是影片暗暗昭示的一点，对我颇有刺激：德国人的坏只是因为出了个希特勒；而俄国人的坏则是“本质上的”。

　　当年那部电影在我心里刻下的深痕，像刺一样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不要忘记，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别的人只是陪衬。这其实只是两个自认最优秀的民族的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这两个民族其实都是有种族歧视的，只是一个愚蠢地要铲除异己，另一个则聪明地实行种族隔离。

　　一念之间

　　从维特拉姆转上沿海岸而行的514省级公路，盟军登陆的5个海滩依次排过去：“Sword”、“Juno”、“Gold”、“Omaha”、“Utah”。交通时时被行驶缓慢的旧军车阻断，人人脸上挂着媒体时代特有的那种被生生炒作起来的欣喜。过去在“革命”中、“运动”前，也能在人们的脸上发现类似的欣喜。细究一下，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至少在和平时代，我们可以不为什么地笑一笑。

　　曾经被称为“大西洋壁垒”的德军防御工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国西海岸的原貌。从加莱到波尔多，那种粗大厚重的混凝土工事，与西海岸的岩崖、沙丘、荒草和海滨别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风景。514省级公路沿线维特拉姆到格朗冈这一段，因为有5个登陆的海滩，几乎就成了露天的登陆博物馆。这里平时的旅游业并不兴旺，海滨别墅与诺曼底北部比要少得多，也看不见豪华饭店和餐馆。不是登陆纪念日的时候，相当冷清。20世纪初欧洲北部或巴黎的阔人们没有选择此地作滨海疗养地，70年代后兴起的平民度假热也没有青睐到这里，好像有意将这一带留给了二战的历史。

　　路两边全是人，不过没有穿德军旧军服的。和解归和解，毕竟战胜者和战败者还是有区别的。收音机里正播送着BBC电台1944年的广播，这几天魏尔兰的那两句诗时时都会被当时那受着干扰的广播声送过来。这倒提醒我上述的那个暗语的故事并没有完，它奇妙的结局简直超出人们的想象。

　　1943年10月14日，拿到口供的德国人将这两句诗配上解释发给监听部门。但德国人不知道的是，BBC电台在三位法国情报员刚被捕时已经播出了这两句暗语。按理说，播过的暗语便不再有效，也不会再重播，那么1944年6月1日晚9点德国人终于等到的“秋日提琴悠长的抽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1944年2月起，英国情报部门开始了更换暗语的工作，由在法国的地下情报网负责人自己选择上下两句暗语。每一个情报网的暗语都各不相同。这年3月，SOE在法国另一情报网的负责人菲利普·德·沃默古正在英国，临走前他从自己最喜欢的魏尔兰的《秋歌》里选出了这两句作为暗语。负责查对的小姐一时疏忽，将两句本应放弃的旧暗语错误地收录到SOE的暗语条目中。

　　1944年6月5日晚9点15分，德国人果然监听到了魏尔兰诗的第二句“声声慢慢抽打着我的心”。这是BBC电台向沃默古和他的情报网发出的暗语。

　　在巴黎蒙帕那斯吕泰齐亚大饭店办公的德军情报官雷耶上校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前往德军西线军团总指挥冯·伦茨戴特设在拉丁区圣日尔曼昂雷的总部。应该说德国人歪打正着，一个错误的理解，倒正让他们猜到了盟军的真实目的。

　　在这个星期一阴雨绵绵的夜晚，雷耶上校的汽车穿过空荡荡的巴黎街道。他内心激动，认为自己怀揣的是“德国最后的一个机会”。

　　他并没有错，如果下面事情的发展如他所愿的话，后来的历史会不会改写也未可知。此时距盟军第一批伞兵空降到诺曼底的牧场和沼泽地还有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距第一批盟军士兵冲向海滩的时间尚有9.5个小时。

　　雷耶上校的珍贵情报马上转到了冯·伦茨戴特的总参谋长齐默尔曼手里。齐默尔曼只向风雨交加的窗外看了一眼，便决定不叫醒冯·伦茨戴特。这样的天气，怎么可能？这肯定又是盟军的心理战术。

　　这天晚上，隆美尔的两支部队，驻扎加莱的十五军团因为直接截听到暗语，已经处于警备状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并非盟军的登陆地点；而另一支正处在盟军登陆地点的第七军团却未得到任何警告，6月5日晚上，不光好几个师长离岗外出，而且整个军团都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

　　我们看到，英国人的一个计谋，曾给了德国人一个错误的机会；而英国人的一个失误，又被德国人翻转成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最终德国人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这个机会。简直不可思议！尽在一念之间。

　　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谜

　　我的下一站是科勒维尔村的美军墓和距它只10来公里的拉冈布村的德军墓。记得今年3月我到巴黎东南约100公里的蒂埃里堡探访巴金旧迹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美军墓和与它相距约10来公里更大的一座德军墓。就这么遥遥相对着，一个雪白的十字架，面朝美国；一个灰黑色的十字架，面朝德国。但那两座墓是一战留下的。时隔20余年，400公里以西的诺曼底又出了两座美、德军人墓，阵亡者又多了数倍。

　　我想起一则二战老兵团聚时的轶事。美军505步兵团的下士马诺恩每年都回到他曾经被空投到的圣母教堂村寻旧，他在村里结识了一个德国老兵鲁迪。1944年6月的一个夜晚，马诺恩与几个美军空降兵，在圣母教堂村外发现了5个骑自行车向村外逃跑的德军。马诺恩对战友说，如果对方不发现我们，就不开枪。马诺恩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站在鲁迪的身边，对记者说：“我看我是做对了。德国兵骑过去，没有发现我们。而在很久以后，我才得知那5个德国兵里，有一个就是鲁迪。”

　　简直一个童话！不过所有的巧合，只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否则不过是个漏杀的故事。看到这个故事，总让我想到“既知今日，何必当初”那句话，也许有人会反驳我“没有当初，哪有今日”。也不无道理，看从什么角度去想。

　　汽车从科勒维尔村顺一条小路下到那个著名的“Omaha”海滩。站在这个海滩上，首先闪入我脑海的是一个美国老兵说过的话，他说他用了一生的时间都未能忘掉当时充溢在他身边的血腥味。还有一位老兵说：“6月6日那天，我不是个勇者，我只是个幸运者。”

　　我不知从多少种角度把自己放在当年冲上这个海滩的年轻人的位置，想象人为什么可以如此地走向死亡。据说美军特意把一群不足20岁的年轻士兵首批送上海滩，原因是十几岁的人尚意识不到死为何物。记得父亲生前，我问过他这个问题。1949年，他15岁，随解放大军打到广西。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被土匪夹击在两山之间，子弹呼啸，他周围都是死人，可他还是爬下车去救伤员，他是卫生兵。我问他怕不怕，他只说了一句话：“那时候想不到怕。”我始终记得这句话。人可以处在那样一种状态，生与死已经被划出视线，重要的是做下去，打下去。

　　我始终未能从生物学上探明，人类在繁衍生息过程中，为什么每隔一段，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集体自杀。大量的生命像蚂蚁一样，为一种理想或某种利益牺牲掉。就好像我们的整体命运需要这样的祭奠，历史必须浸淫于血浆，下一代需要鲜血的洗礼。我得出结论：人类是嗜血的。

　　充分的清醒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就在此刻，站在这里，让思想天马行空，好像我有无限的权利。要知道，60年前倒在这里的人，思想、才华、个性、情感之类，对于他们，全是多余的东西！

　　阳光异常明媚地打在雪白的十字架上，那样耀眼……拉罗什富科说过：“死亡和太阳一样，都让人无法正视。”

　　美军墓门口的一方草地上，嵌着一块铜牌，走过那里的人，一般都不在意。而那块铜牌上写着，下面埋藏着艾森豪威尔将军1944年写给未来人的一封信，开启的时间是100年后，也就是2044年6月6日。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我极想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

　　隆美尔已死。但艾森豪威尔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硕大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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