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宗陶(记者)

　　王文桃站得很直，身子绷得也紧。她缩着手臂伸出右手，握住了史提夫·温安洛先生的手，却低垂着眉眼，不敢看他。脸上，是那种农村大姑娘见到生人的羞涩。

　　几分钟前，王文桃告诉我，她最喜欢的课是英语，她的理想是当一名乡村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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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提醒，她才小声地说了句“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

　　她的左手藏在身后，因为肿得像一只烤过的高庄馒头。水土不服，只是第一次走出山村、来到上海的代价之一。之前，她经历了两天火车上的晕眩呕吐，再之前，她的母亲在乡上商店里跟售货员苦苦还价，终于一咬牙买了她身上这件12元的格子衬衫，同样的衬衫穿在她的同伴王君身上。

　　温安洛先生非常高大，以至于不得不蹲下身子跟孩子们在同一高度合张影。此刻，他的眼里泛着柔光，一改记者招待会上不谈“直销立法细节”的温和的拒绝。两个来自云南宁蒗和另两个来自宁夏西吉的女孩像体育课列队一样站在他的面前，没有人能让她们放松下来，包括一直在旁揽着她们的冯艾。她们知道，资助她们和许多孩子读书到今天的安利的大老板来了。

　　交流

　　“您到过中国的西部吗，您见过那里的孩子吗？”三小时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新民周刊》记者提问。

　　“我刚从重庆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去过中国12座不同的城市。我正试图去更多的地方。”温安洛说。

　　6月18日晚，上海大舞台的贵宾休息室里，颇具意味的一次握手完成了。这是捐助中国失学儿童九年来，温安洛家族和狄维士家族第一次与自己的受惠者面对面。

　　通过翻译和冯艾，温安洛与两个彝族女孩和两个回族女孩进行了一问一答式的对话，得以了解更多：14岁的杨艳花和卢义芳是云南战河中学初二学生，冯艾教她们语文。杨艳花家七口人，月总收入500元，她家至今没有通电，通常点“明子”(一种可以照明的柴)，晚上看书时才能享受蜡烛，一支蜡烛5角钱；通过冯艾，她得到安利公司每月60元的资助。王文桃的妹妹因为让机会给姐姐读书，小学四年级就辍了学，当王文桃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车时，她正赶去县城餐馆打工；王文桃和王君刚刚参加完高考，虽然许多热切的眼睛希望她们说出“我想考复旦”，但她们知道，两地的路途不只是地理上的遥远。

　　四个孩子6月16日到达上海，已经去过黄浦江边的外滩。她们觉得上海真好，晚上可以看到如此辉煌的灯光，在家乡，夜晚放亮的只有头上的星星和月亮。

　　在当晚的“爱心手牵手——西部支教慈善晚会”上，安利公司第三次向复旦大学西部支教队捐款，额度达50万元，此前分别是2002年的5万元、2003年的7万元。这是九年来，安利在中国近8000万元善款中的一部分。

　　而王文桃们可以用来回报的是，在晚会上表演一个节目。她上台后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的雨水真多啊。”因为在她的家乡西吉，一场雨能让地里的庄稼一年收成翻番；而孩子们往往要往返一个小时挑水，才能喝上稍微干净些的“好水”……

　　晚会的总导演于其多女士在接下承办任务时对安利的员工说：“这场晚会，我估计你们的大老板会哭。”果然，当大屏幕出现荒漠之上，复旦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唱起《出塞曲》时，当复旦学生齐声朗诵《支教日记》时，后排有人给温安洛身旁的安利(中国)董事长郑李锦芬女士递纸巾。现场许多复旦师生也落泪了。

　　理念

　　1959年，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小镇亚达城，20出头的杰·温安洛和理查·狄维士在家中的地下室迈出了安利事业的第一步。40多年风雨走过，两个家族的事业已经在全美最大500家私人企业排名中，以49亿美元的业绩居第25位(据2003年11月财经杂志《福布斯》)；而在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排名中位居第104位(据2003年1月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

　　如今，这份事业传至第二代领导人史提夫·温安洛和德·狄维士手上。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两年前曾担任拥有300万家企业会员的美国商会主席。

　　在回答《新民周刊》提问时，温安洛说，安利的慈善理念源于家族传统，是父辈们在个人生活中恪守的一些原则，后来也转化为公司的文化。譬如责任，他接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坚信，作为家庭一员，每个人都应该承担家庭责任；作为社会一员，每个企业都应该回馈社会。

　　他说，在他的家乡，许多大型建筑都是父母亲出资捐建的。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总会在收入中抽取一部分，专门用来做善事。这不仅是美国慈善抵税政策的影响，更源于父母内心的信仰。家教让他对人类爱心有了更广泛的理解，他也爱动物，养有19匹马。

　　这些理念与他的伙伴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如出一辙。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不用像处理生意分歧，需要“关起办公室的门，直至讨论出结果来”。

　　7个多月前，德·狄维士在北京出席“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时说，参加公益事业是出于信念，出于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企业领导亲自参与，不能只出钱，不动心；关心弱势群体要具体、深入，让员工能够体会到回馈社会的愉悦。他也谈到父母经常向慈善机构捐赠，这种成长的环境让他坚信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从中能寻到价值和快乐。

　　今年5月底，安利(中国)傅小明总监在上海“国际慈善论坛”上则从“企业公民”的角度阐述其社会责任，洋洋洒洒演讲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说：“你们安利做得好，总结得也好。”

　　在中国这片东方的、古老的土地上，做善事的理念可能少有宗教情结，但更能演绎一类“知恩图报”的朴素故事。

　　复旦大学第四批支教队员鲁绍臣是云南省昭通县镇雄人，1998年考入复旦哲学系时，恰遇高校大面积收取学费。他通过学校得到了一笔捐助，捐助者是复旦新闻学院1985级的校友黄华。鲁绍臣告诉记者，每月200元的资助对家境贫寒的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四年中，他与黄华也成了好朋友，平时闲聊，言及回报，黄华说：“我们不需要回报，只要你以后也能帮助别人就行了。”黄华还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不需要刻意，是你帮了我，我再帮他，他再帮她，像接力棒一样手手相传、代代相传。

　　2002年，鲁绍臣本科毕业、已直升本专业研究生时，决定报名去宁夏支教。最好的朋友劝了他一晚：“对你个人而言，花一年时间在贫困山村，是很不划算的事。”他却想：“我曾经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不管别人怎么说，现在去帮贫困地区的孩子也是一种奉献和回报。”而导师俞吾金虽然平时总催他抓紧时间看书，却也舍得放他去西部一年。俞吾金教授告诉他：哲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的追求。

　　当鲁绍臣正在宁夏为处于辍学边缘的孩子发愁时，黄华的大学同班同学李君听说了复旦有这样一支大学生支教队伍，黄华也把鲁绍臣传回来的乡村故事告诉了她。于是，李君以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华东区高级对外事务经理的身份向公司高层打了报告。那一年，恰逢安利开始在全球实施其“爱心手牵手”(英文为One by One)的主题公益活动；那一年，时任美国商会主席的安利公司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先生刚刚带领由十几家美国中小企业组成的投资考察团去了中国的西部。于是，第一笔5万元的善款就这样送到了复旦支教队员的手中。安利与复旦支教队从此结缘。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碰到雪中送炭，”鲁绍臣说。而他，也揣着这些人间温暖，循着山路，走进一个个家徒四壁、全家老少五六口挤在一张炕上的学生的家。当然有时候，他能骑着驴去。

　　回味

　　6月18日晚，温安洛先生离沪返美。他说，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国西部的孩子接触，看到复旦支教志愿者的作为，这一切，让他难忘。

　　6月19日，四个孩子在沪停留的最后一天。上午，冯艾带着她们去了东方明珠，下午是人民广场。入梅的上海下着淅淅沥沥的雨，从冯艾发回的短消息来看，她们兴致很高。

　　6月20日，冯艾和四个孩子分别返回云南和宁夏。

　　这一次握手会在孩子们手上留下怎样的余温呢？冯艾说，一定让她们难忘。有人说，该不该把这些原本会问“互联网是用来捕鱼的吗”的孩子带进大城市，让他们感受似乎是天壤之别的生活，然后再放回原本的环境里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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