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的河南农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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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8日13:06 南京《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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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报道】 他，叫王幸福，是河南省宜阳县一个普通农民。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230起暴力征税事件(75名群众被打伤)，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们中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该分地的没分地、计税地亩有差错等，征税时想给乡镇村领导提出来，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有的农民是多年的交税纳粮模范户，仅仅因为不实的
7月3日，王幸福在家中接受《周末》的独家采访，讲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调查经历。 “他们都叫我‘民间信访局长’” 《周末》：暴力征税的遭遇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过？ 王幸福：在我身上发生过乱收费的事。但因为我平时注意学习相关的政策，他们来收的时候我都能在道理上说倒他们，他们就不敢对我乱来。 《周末》：从你的调查报告来看，没有一件是与你有关的，这样的调查对你有什么好处？ 王幸福：我不出这个头，他们受的苦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至于对我个人有没有好处，我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要把乡亲们受的苦记录下来，能有机会让外界知道，让上级领导知道。 《周末》：促使你作出进行调查的决定最直接的事情是什么？ 王幸福：这事我和孟亮(最早的报道者)说过。2002年11月12日上午，两个乡干部来到叶沟村村民叶彦智家催缴农业税。叶彦智问那两个干部道：“今年农税改革，国家规定征收哪几项啊？”一个乡干部回答他说：“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第二天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叶超林。然而，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却被等候在那里身穿迷彩服的高村乡征税小分队扭上车，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后来叶彦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罚款(没开收据)后他才被放出。至此，叶彦智已在派出所里从早上9时挨到次日凌晨1时。 紧接着到11月13日，同村的叶新超拿着钱赶到收税地点准备交税，但他发现乡政府账上的亩数与自己家的实际亩数不符。他实种8亩地，而乡里却让他按16.2亩纳税。在询问与反驳中，叶新超说了几句过激的话。结果，他被乡干部用警车拉到乡派出所里，被迫脱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经村干部说情，罚了300元才算完事(同样没开收据)。 因为我在乡里教过打拳，念的书多，敢帮乡亲去政府讨个说法，他们都叫我“民间信访局长”。叶彦智和叶新超很快就把他们受的委屈告诉了我，同时又有好多乡亲来说他们听到或是经历的被乱征税的事。 我就想，一件一件的事去讨个说法那要到什么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都集中起来，一起捅出来，事情就会好办些。 “我的后台是政府的政策” 《周末》：你调查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幸福：我起初仅在本乡(高村乡)调查。慢慢地，事情了解得多了就发展到到周围的村子，宜阳县我几乎都走遍了。 《周末》：你进行调查是以什么身份呢？王幸福：农民，一个普通农民。有些不认识的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会告诉他们，政府其实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有些当官的不执行，或者执行走了样。说到底，原因在于一些乡镇干部不善于宣传党的政策，甚至给落实政策设置了重重阻力；还有一些乡镇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和群众沟通，不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善于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个别群众的纳税积极性不高与乡镇干部的虚浮作风有很大关系。 《周末》：他们能相信你这个同样是农民的人吗？ 王幸福：在本乡还好，但到别的乡就困难多了。不少农民思想保守，开始根本不说真话，他们怕说了也白说，还怕遭到打击报复。 1982年2月，我曾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给中央写过人民来信，反映了本乡的六个问题。现在还能记得的一个是乡里的学校四壁坍塌没人管，一个是乡里有条山沟沟空闲着没人承包。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幸运的是中央的有关部门竟然给我回信了，并让当时的县政府尽快作出处理。 乡亲们知道这事后，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对我十分信任。也因此，本乡的人遇到什么事都愿意来跟我说。我在调查暴力征税的事传开后，别的乡的人也逐渐知道了，我的调查也就慢慢顺利了。 丰李镇的潘胡玲向我反映：“2002年12月4日，200余人的突击队分8个小分队到村里征收农业税。5日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突击队人员。他们先问我丈夫：‘你的税交了没有？’我接口说：‘人家交俺也交。’这帮人上来抓住我胳膊说：‘你现在就是交，我们也不要了。’他们连打带骂把我往车上扭，我挣扎着不上车，4个人揪住我把我抬上车。我丈夫不愿意，他们又把他揪上车。我的几个亲戚来劝阻，也被抓走。我们5人被游街示众，在西军屯学校门口被罚了跪，然后被拉到派出所打一顿。我丈夫等4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让我们写悔过书，我说不会写，派出所民警说：‘不会，我们替你写。’他们写好，让我按指印，然后把我们拘留7天。” 张坞乡苏羊村的刘公超告诉我：“由于旱情严重，家里两季只打了6袋麦、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这些过活。2002年12月19日，我听说了全县武力强收农业税的事，忙用架子车拉了4袋玉米去洛宁县赶集卖粮。回来走到村边，乡亲说你家出事了。原来突击队到我家，我闺女正在做饭，听到有人说：‘就是这个门，用脚跺！’跺几下门没开，他们从院里抄起斧头，几下将门砍开。这伙人打了我闺女几下，进屋就抢粮食、自行车和缝纫机。我妻子拦挡，有4个人扭住胳膊将她摔到地上。我儿子护他妈，被拳打脚踢揪上车抓到派出所。他们抢粮食时把粮袋撕烂，粮食撒得满街都是。我四处求人借钱，送去香烟，又交了420元，才将儿子赎回。” 《周末》：有没有遇到特别不愿配合的人？ 王幸福：有，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乡干部。本来他瞧不起我，觉得我是个农民，能做出什么事来呢？我从周围群众口中得知，其实他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他的老婆被人拖到乡政府里打晕了，倒在雪地上5个多小时。 为了让他说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像以往向其他乡亲调查一样和颜悦色地安慰他、跟他套近乎，而是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说了他一通。我说，你是乡干部就了不起了，就看不起我这个农民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干部，人家想撤你就撤你，想打你老婆就打你老婆，你还没有我这农民强呢，至少别人还不敢随便动我。你要有本事，就别让人家欺负你老婆，我来作调查，虽然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用，但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你家的委屈迟早会被上级知道。如果你现在不说，那就只能闷在心里一辈子！ 他听了立刻跌软了，说“服你了”。于是就把他家怎么被乱征税，老婆究竟是怎么被打的事告诉了我。 其实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问他们要报答，农民们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想为他们说话。从我个人来看，只要坚定不求报答的想法，心态就会平衡，做事也能坚决。 《周末》：你作这份调查报告，怎么保证其真实性？ 王幸福：我一般分三步调查：先是问当事人情况，然后再向周围群众了解此事，然后自己再综合各方面情况进行分析。其实我在调查的时候，基本都是先站在某些官员的立场上质疑那些农民，对他们说的话一句一句地进行反诘，然后用相关的政策往上面套，最后才得出结论。所以我能说我的调查都是属实的。在调查中，我发现中央的政策在哪里落实得好，哪里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就高，干群关系就和谐，工作就好办，信访、上访就减少，就会有水到渠成的稳定和发展势头。反之，人民群众对政府和领导就会丧失信心、误解逐步加深，就会用上访或信访去寻求解决，最终可能连中央的政策也不相信了——因为政策再好，无人落实，等于没有。 儿子说：“老爸，我看了害怕。” 《周末》：调查这230户农民被暴力征税的事，你用了多长时间？ 王幸福：先后花了近10个月，在宜阳县19个乡镇中的13个乡镇进行抽点调查。 《周末》：这10个月你都走了多少路，能说得清吗？ 王幸福：这个就难计算了。我记得走得最多的一天是乘人家的摩托车，一共跑了近150里路。我为什么记得，是因为我跟他去加了油，通过耗了多少油测算出来的。 《周末》：坐摩托车要花多少钱？ 王幸福：光坐摩托车的话，我给人家10块到20块不等；坐朋友的车就给10块一天，另外再给5块钱油钱；坐跑运输的摩托车就给20块。不过有的地方坐摩托车不方便，我就乘桑塔纳去，那一天得花100块钱。等到下雪天，车子没法跑的时候就走路。有一次，我在雪中走了快20公里山路，真冻得够呛，幸亏我身板硬朗。 《周末》：那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王幸福：除了路费、食宿费，我在打印、复印、邮寄材料和电话费等费用上花了不少钱。光调查报告我就打印了几十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投递。为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我常常跑到洛阳或邻近的渑池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那段时间，把儿子积攒的两万元以及我平时种地卖花攒的6000多块钱全部花光了。 《周末》：花了这么多钱，家里都知道吗？ 王幸福：我做这些事，事先都没和家里打招呼，怕他们担心。后来家里人才知道，确实担心得不得了。 《周末》：你害怕过吗？王幸福：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不然为什么我要瞒着家里人。今年春节，儿子回家看到我写的报告，对我说，老爸，我看了都害怕。那个时候我经常不住家里，怕的就是有人上门报复，我不在家，他们也不敢对我家里人怎么样。家里曾放了好多自卫的东西，我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多不吉祥的梦。 《周末》：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下去呢？ 王幸福：原因有很多。我这个人比较爱钻牛角尖，看准了一件事，不做完是绝不会罢休的。我常常告诫自己，要能吃得大苦，才能做出大事情来。而且我在调查中遇到的那些事，也让我不能轻易就放弃。 《周末》：是些什么事呢？ 王幸福：有一次听说那些乱征税的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完了还踩她。于是，我就偷偷上门调查。那户人家一听说我是来作调查的，全家都跪在了我的面前。一边哭，一边喊我是青天。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哪是什么青天大老爷，一个农民而已，和他们一样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可见他们受了多大的委屈，而这些委屈根本找不到地方去申诉，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他们当作救星了。我也忍不住大哭。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农民都把我当成了朋友。有一次我调查完以后要连夜转移，距目的地大概有4公里多的山路，几个农民就自发地提着棍棒、灯笼送我，他们怕我在路上遭暗算。这样的事我以前都只是在书上看到，谁知道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这些都是让我能坚持下去的理由。 拓宽表达农民呼声的渠道 《周末》：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力征税事件呢？ 王幸福：其实，2002年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国税发犤2002犦139号)，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权利，体恤农民群众，依法征税，文明征税，坚持“十不准”。可是国家的这些农税政策在宜阳县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周末》：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幸福：执行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等乡镇的大部分群众对农业税计税方式及计税亩数并不了解，也很少听到乡镇干部耐心的解释。在白杨镇调查时，该镇五区四组农民李胜仁告诉我，他家实有耕地1.93亩，2003年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记录的是2.038亩，1998年《土地承包证》记录的是2.28亩，但去年《纳税通知书》写明计税面积2.6亩，村里纳税登记册上也是2.6亩。问其原因，村干部回答：“村里有260亩耕地对不上账，上边让按人口分摊这260亩地，每人多算一分多地。” 《周末》：听说调查报告出来后，有很好的反响，你们的县长还对你的行为表示了感谢。 王幸福：我这份非常调查报告很快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农监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通过当地县政府传达下来。去年3月，当时任宜阳县县长的谭建忠找到我，和我聊了4个多小时。紧接着，4月份县里还给了我3000元作为调查补偿费。5月份的时候，谭县长第二次找了我，向我通报了我针对暴力征税事件所提出的6条建议的解决处理情况，还聘请我为全县农业税征管监督员。他说让我随时与县领导交流情况。 《周末》：你当上农业税征管监督员后都做了什么工作？ 王幸福：我是个农民，又不是干部，没人要我去上班，我也就没做什么。去年6到7月的时候拿了两个月的工资，后来就没拿过。因为财政所没有给我开票，那两个月都是靠拿财政所的票到银行拿钱的。 《周末》：经过这样一个事件，你有什么感想？ 王幸福：长期以来，总有人拿农民的“素质”说事，什么文化水平低，什么目光短浅，农民的声音不能畅快地发出。而一些地方官员又往往以自己的强势地位，将自己的暴力征税说成是农民抗税。我自己走出的这一步也是给农民们提个醒，农民也有办法拓宽表达自己呼声的渠道。 “我想让调查起到应有的作用” 《周末》：有没有想过别人要报复你，你该怎么应付？ 王幸福：现在已经有人半夜开了车到我家门口，还敲我家门，不过我是不会开门的。白天嘛，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想做什么我还是能看得出来，他们不会占到我什么便宜。我也想过会有人给我编织莫须有的罪名，到那时，我相信法律，我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周末》：政府有没有对你进行保护？ 王幸福：有，现在家门口都有人在守着呢。 《周末》：去年的非法罚款及扣押物资都返还给农民了吗？ 王幸福：这事做得不错，我们村也就3到4户没有退了，那我也能理解。中央下发过一个《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里面有对相关责任人处理办法，不知道是否有过处理。另外我希望对被打伤的农民、生造出的虚假数字，也都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周末》：你作完这个调查后有什么打算？ 王幸福：关于暴力征税的调查作完以后，我又作了一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调查，主要是查一些不法之徒非法出卖生育指标的事，现在农村里有人把一个生育指标卖到了3000到5000块钱。 《周末》：你这样的调查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王幸福：到我觉得成功的时候。 《周末》：你认为调查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王幸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我最想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查真正起到作用。本报记者 周益 相关专题：南京《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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