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刘清扬穿过封锁区”
本报刊出“寻找天津地下党”的启事后，总计接到53个报料电话。根据提供的线索，本版选出三个精彩故事献给读者……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1945年，在耀华中学上高一的王守惇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在楚云、康力等人的领导下，王守惇承担地下交通员的任务，王家的住所也成为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开展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掩护地下党领导人的行动。
“1948年10月初，正在家中养病的我忽然接到上级领导与我接头的通知。赶到接头地点，才得是要护送著名人士刘清扬和她的女儿张立丽(后改名为刘方明)到解放区，而刘清扬则是去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会。”王守惇老人向记者讲起了当年的那段往事。
王守惇老人在1945年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初成为预备党员。“我到了当时约定的地点———“天津饭店”(现在徐州道附近，已经拆除)，见到了直接领导裴稼。一见面，他就向我表示祝贺，告诉我从当天起就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了。接着，他向我布置了新的任务：护送刘清扬母女到沧州解放区。后来我才知道，刘清扬本来应该由另一条线的人员从北平护送到沧州，但由于接头人的证明丢了，刘清扬没办法相信来人，所以通过在北平的地下党找到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当时我才18岁，但有过封锁区的经验，就决定由我护送。”
谈到那次过封锁区的经历，王守惇老人觉得像是一次历险。“1946年，天津地下党决定将可能暴露的青年积极分子派到解放区，我和钟细钿(广东人)扮成表兄弟从天津大红桥走水路去胜芳。因为钟细钿的广东口音太重，所以让他装哑巴，一切有我应承。大红桥开船后不久，就遇到国民党兵的搜查，搜走了好些随身携带的物品，我们俩为组织带的毛线和钢笔也被搜走一些。往前走了一段路，从文安洼的青纱帐里窜出一股土匪，小船又被洗劫一番。本以为苦难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离解放区不远时，又遭到第三次洗劫。一群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把全船的人抓到岸上，除了短裤背心外，所有的衣服都被扒光。有个当兵的看我和钟细钿不顺眼，像是‘八路’，要枪毙我俩，幸亏旁人劝阻才躲过一劫。到胜芳时，全船人冻得都不成样子了。”
接受护送刘清扬母女任务时，王守惇有两重身份。一是“民青”成员，另一个是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的地下党员，而派他送刘清扬母女的任务，还不能将真情告诉“民青”领导。转天，按照裴稼的指示，王守惇来到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团部，找到内线同志李鹤年(已故天津著名书法家)，拿到三张假的身份证和两张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证，然后到《新晚报社》宿舍找到刘清扬母女。“我们接对暗号后，我把如何装扮出城做了说明，又把各人所扮角色进行示范。当时，我们装扮成婆婆和儿子、儿媳回沧州老家探亲，我和大我两岁的张立丽假扮夫妻，穿着入时，手提几样点心，从西站上了火车。”
当时的火车只能通到静海唐官屯，在那下车后，必须雇大车去沧州。实际上只要到了青县解放区，就没有危险了。王守惇老人告诉记者：“到了唐官屯最后一个卡子口后，把守的国民党兵对过往的行人挨个搜身，如果有违禁品，马上就被带到一边审问。我们既没多带钱，也没有违禁品，还有三青团的“团员证”，敌人没阻拦就过了卡子口。过了卡子口也不是马上就安全，这里到青县解放区还有很长一段真空地带，经常有土匪在此出没。所以，过了卡子口以后，我就告诉赶车的快马加鞭。在接近解放区时，后面隐约传来枪声，我和赶车的不约而同地说：‘后面的车被劫了。’”
傍晚时分王守惇护送刘清扬母女到了青县，找到接头人后被安顿下来，转天由解放军战士保护着来到沧州，顺利抵达护送目的地———泊头。
20世纪60年代，刘清扬在给王守惇的信中还表示感激，认为如果不是王守惇的经验，她们母女也不会顺利抵达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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