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人口性别比异常”的情况引起了政府、学界和老百姓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发力上扬始于1988年(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8)，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接近117，大大超出正常值106。有人判断2020年中国可能出现3000万男性“光棍”，新近又有专家认为“3000万光棍”的说法不实，有待进一步科学地统计。然而，“出生性别比失调”之严峻还是不容忽视的。
更加严峻的问题还有，目前高出生性别比是否还将进一步上升，如何构建“立竿见影”的干预体系谋求出生性别比回落，为应对出生性别比上升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不利后果，政府、社会、个人需要进行哪些必要的准备，等等。
一般的看法是，违法使用B超进行产前性别鉴别及选择性人工流产是推动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最主要的因素。事实上，除开B超技术的滥用，造成我们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原因还包括：一、很长一个时期甚至到目前，政府的计划生育宣教重点是数量控制，“只生一个好”，强调人口多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利影响。所谓“生男生女都一样”主要服务于引导“一胎”生女孩的家庭不为追求男孩生“二胎”。老百姓包括决策层对出生性别比失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非常地了解。在学术界，有关是否真的存在出生人口性别失调也一直有不同看法，由于农村一直有“瞒报”女婴的现象，包括许多权威人口学者在内都曾倾向于认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调更多的只是一种“统计”失调。因此，尽管我国的出生性别失调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恶化，但真正开始重视是在2000年的“五普”之后；二、至少在农村，儿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特别是对家庭养老的贡献有着女儿不可替代的优势，而广泛呼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过去十年进展非常有限。“生男生女事实上不一样”，导致农村传统上非常强烈的性别偏好得以保持并累积；三、医学进步包括围产期护理和保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高“剖腹产”比例，都使原来天然的男性相对女性更高的死亡率在“干预”下人为下降；四、在城市，不结婚、不生育的比重正逐年上升，一般来说，这部分群体的性别偏好非常弱，因此如果他们生育的话，可以对整个生育群体的性别偏好起到很好的中和作用，由于这部分群体放弃生育，也间接推动整个生育群体的性别偏好上升。从而，在“四普”之后，原来只存在农村的高出生性别比渐进扩散到城市地区。
如果干预措施得当，目前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回落，乐观估计，过去十年出生性别比畸高的长期社会、经济破坏性影响将能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历史上，苏联在卫国战争和“二战”之后都曾经历男女比例高度失调的问题，大量女性择偶困难造成了严重、深远，但并非灾难性的社会问题。
如果干预措施不得当，出生性别比未来继续上升，那么，目前只是局部省份的人口现象逐渐扩散到全国，则当下最悲观的判断可能只是揭开了可怕“冰山的一角”。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已经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迁移解决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调引起的“婚姻市场挤压”问题。可以设想，发达地区例如上海的男性由于相对优越的经济、生活水平，能够成功从欠发达的周边地区吸引配偶；欠发达地区的男性因此转向更落后的地区寻求对象；在极端情况下，最落后的地区的婚姻市场将由于女性大量“输出”而完全崩溃，全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负面效应集中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来背。贫困地区“拐卖”妇女的犯罪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发达地区因为有“钱”可以引进足够的适龄女性，落后地区如果有“暴力”也能解决女性不足的问题，从而在这种“以邻为壑”的安排下，无论发达地区、落后地区，都没有激励改善出生性别比的失调。
总结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干预手段，政府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加大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干预的力度。既要从根源上杜绝和防范出生性别比失调，又要对缓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社会经济后果采取适当政策调控措施。
我认为，首先要加大对医疗市场非法产前性别检验的处罚力度，尤其在农村和已经暴露出来非法B超服务猖獗的地区，政府一定要有雷霆手段。其次，要建设更加动态、透明的人口信息系统，使决策部门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即时调整干预手段，保证干预的科学、有效和及时。第三，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适时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农民强烈的出生性别偏好，让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当然，开展系统的生殖健康教育，使家庭在进行性别选择决策时掌握更加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风险告知对抑制性别干预将有突出的贡献；在落实女性在医疗、教育、就业、生育等领域获得和男性事实上相等权利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向女性倾斜的力度以及进一步倡导晚婚晚育，鼓励和动员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共同参与等措施也非常重要。(作者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特约撰稿／梁 鸿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