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经劳动仲裁，在拿到了工资及社保等所有拖欠款项后，16名杭州新地置业公司的员工主动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随着这16名员工的离去，深圳海王集团在杭州市余杭区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房地产项目基本流产。该项目有一个不错的名称——金凤凰城，规划占地面积达6500亩，计划总投资近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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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项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征到过一亩地，今年8月31日以后国家不准协议出让土地了，像我们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9月2日，海王集团董事长张思民说。他在言辞间对土地政策的变化之快不胜唏嘘。

　　货币的声音与一个百亿元项目的诞生

　　2000年前后，杭州市的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各路资金纷至沓来。杭州一家小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联升公司总经理赵吉听到了货币的声音，他说他一直想在杭州搞一个大的房地产项目，但由于自己的资金实力不足，只能不断寻找合作者一起开发。2000年，他找到了海王集团。

　　“当时，我正在余杭区乔司镇策划一个占地6500亩以上的地产大盘‘金凤凰’。政府认为单纯的房地产项目不利于当地农民就业，而单独做工业项目又不利于当地的城市化，建议我与海王捆绑发展，房地产项目和工业项目一起上马。与海王合作就从那时侯就开始了。”赵吉告诉记者。

　　当年12月，海王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海王生物(000078SZ)通过刚刚增发募集到14亿元资金。

　　2001年12月18日，海王集团及其控股的海王生物宣布，在杭州市余杭区建立海王医药工业基地，规划占地面积1300亩，预计2002年投产即可创利税5000万元；同时，启动占地1000亩的巨能东方高科技工业园和占地6500亩的“金凤凰城”地产项目。该集团估计在三到五年内，这三个项目总投资将超过100亿元。

　　前两个项目分别由新成的杭州海王生物有限公司和杭州星辰物流有限公司负责。同时，张思民以个人名义与赵吉合资组建了杭州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专门运作金凤凰城房项目。该公司注册资金为1.35亿元，其中张思民占2/3的股份，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赵吉为总经理，占1/3股份。

　　工业园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两个项目的结合在业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工业用地的价格买来的土地拿到银行去抵押，所得到的贷款将几倍于原价，把这个差价用作建设费用已绰绰有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房地产和工业的相互促动让海王集团成了这场资本游戏中最大的赢家。

　　“这么一个项目，这么便宜的土地价格，换任何一家公司来开发，都能成功。”杭州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说。

　　一亩地都没有拿到

　　但就是这个“任何一家公司开发都能成功”的金凤凰城项目，恰恰出了问题。

　　2004年3月24日，新地置业13位员工以书面形式联系远在深圳的张思民，抗议并追讨该公司拖欠2004年以来全体员工工资、2003年年度奖金福利等合法报酬，欠缴各项社保基金以及日常办公费用等。

　　4月28日，张思民向新地置业传真了一份由其签名的《董事会告全体员工书》。这份文件称，由于公司高管经营不力，公司运作处于无序状态，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经董事会决议并报股东会议通过，解除新地置业合资方杭州联升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赵吉担任的该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从4月30日起，解除全体22名员工的劳工合同，由大股东方借款支付所欠员工工资。

　　5月8日，新地置业员工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6月11日，仲裁结果确认上述终止劳动合同行为违法。

　　比欠薪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到现在为止，整整31个月过去了，金凤凰城项目竟连一亩土地都没有拿到过。

　　海王集团负责该项目的负责人介绍，当时协议出让的土地价格在每亩24万元左右，现在该地皮如果用招拍的方式，地价每亩可能超过200万元，6500亩的土地总价将超过130亿元。

　　与此同时，海王其他的工业项目也碰到了麻烦。

　　2004年4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乔司镇人民政府给海王的杭州项目公司发了一道函——《关于要求尽快实施工业项目的函》。该函称，海王的这个项目“2001年落户乔司镇，2002年6月土地全部征用完毕，已拆迁部分民房。但到目前为止，实际用地不足50亩，近400亩土地项目未正式到位，导致土地闲置接近两年，由于土地闲置面积巨大，群众要求继续进行耕作，反响十分强烈，镇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工业项目要今年底才能投产，原来规划上半年就要投产的。”海王杭州项目一位姓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海王：土地政策变化导致流产

　　对于金凤凰城项目的流产，张思民认为，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是主要原因。

　　早在1997年，杭州市就实行了土地的招标、拍卖制度。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签发11号文件，叫停了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所有经营性开发的项目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

　　该文件的颁布之后，国内很多城市都停止了土地协议出让。杭州市对该政策贯彻坚决，该市不少房地产项目曾一度因此陷入危机。

　　海王当然不想放弃这个项目，他们一直在向杭州市有关部门争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张思民出示的材料中，有一份杭州市土地部门给海王集团的一个文件，文件允许新地置业公司以协议出让方式来取得土地。

　　但今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要求各地必须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对8月31日以后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以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要从严查处。

　　这条政策的发布，彻底断绝了一些房产公司试图用协议出让手段获取土地的的道路。杭州市一家房产公司的负责人分析，金凤凰城项目最终没能拿到地皮，可能与“71号令”直接相关。

　　“杭州本地的房产商尚且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更何况是外来的企业呢。”杭州市另一位房产公司的总经理说。

　　涉嫌抽逃注册资金

　　但新地置业总经理赵吉却认为金凤凰城项目流产的责任在海王集团。

　　“当时，我们的其他工作正在开展当中，规划都做好了，等到我去向政府要地的时候，才发现资金被挪走了。”赵吉说，“本来用于买地的资金被抽走了，土地怎么拿？”与张思民把矛头对准以赵吉为代表的管理层相对应，赵吉则把责任推到了张思民身上。

　　赵吉的说法部分地得到了权威部门出具的证明。杭州市余杭区工商分局局长陈荣富向《外滩画报》证实，有证据显示新地置业涉嫌抽逃6000多万元注册资金，但此事正在调查之中，目前尚无定论。

　　2003年11月28日，杭州市余杭区工商分局向上级有关部门专门汇报了海王抽逃注册资本金的重大违法嫌疑。

　　2003年12月17日，海王集团以书面形式致函杭州市工商局，表示不能理解和接受余杭区工商局对海王作出“涉嫌抽逃注册资本”的指控，请求协调解决余杭区工商分局对其的指控。

　　据赵吉出示的一份《关于请求协调解决余杭区工商管理局对我司“涉嫌抽逃注册资本金”指控的请示报告》文件称，海王为开发杭州众多项目，配置了大量资金。目前，海王生物工业园区生物制药厂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计划2004年6月份投产使用。而“金凤凰城”已预交土地款6060万元，由于各种因素而导致迟迟不能获得土地，进展不顺。

　　在这份文件里，对于抽逃资金嫌疑，海王集团是这样解释的：“新地公司将暂时闲置的6000万元资金通过内部往来款的形式借作他用，以盘活资金，减少损失、提高效率，这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企业经营行为。在项目进展需要和供地可能的时候，我们随时可将借资调回，再按需要追加投资。反之，如果项目长期停滞不前，政府难以供地，企业无法经营，我们也可以并且只能申请缩小或注销公司，以免企业和社会资源的无端浪费，这些都是正常的、正规的”。

　　对于赵吉向工商局提供的一些证据，张思民认为有不少都属于伪证。“很多文件都没有我董事长的签字，怎么能说是我发出去的文件呢？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清楚。”张告诉记者，海王已经咨询过国内不少法律专家，他们都认为海王并没有抽逃注册资金。

　　张透露，现在海王已经提出证据保全，并准备向余杭区工商局提供海王的证据，“海王的证据很充分，我相信工商部门还是会很公正的”。

　　海王否认资金链危机

　　仅仅因为资金不能到位，在政策变化之前没把土地拿到手，就让一个能赚得满盆满钵的项目活生生地泡汤了，对于手握14亿真金实银的海王来说，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在杭州，一个更大胆的解释是这样的：海王的资金链出现了危机。

　　近年来，海王的广告铺天盖地，而其上市公司海王生物的净利润却在逐年下降。数据显示，海王生物利润从2000年的5435万元跌到2003年的4062.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有券商指出，海王生物历年财报显示，尽管近年来在财务数据上仍为盈利，但经营活动现金流一直为负数。同时，其应收账款净额从2002年9月的3.96亿元增加到2003年末的11.5亿元，存货从2002年9月的8135万元增加到2003年末的2.32亿元。一般来说，应收款、存货的增加表示公司产品出现销售问题，更突出了海王生物的盈利真实性问题。

　　另一个疑问是海王生物的负债管理，2003年年报账面显示海王货币资金为14.02亿，公司短期贷款则高达10.9亿，长期借款只有500万元，而且其贷款大多通过担保或是抵押进行的。一方面是14亿资金趴在账面睡大觉，一方面是该公司频频短期贷款增加财务费用，海王生物的负债管理与母公司有何关联？

　　但海王的负责人均否认该集团有资金链危机之虞。

　　对于外界怀疑海王资金紧张的传言，张思民认为，在金凤凰城项目所有投资当中，海王都是自己的钱出资的，并没有向银行贷过一分钱。“杭州的房地产形势这么好，谁会不愿意贷钱给我们？”海王集团总裁办副主任王琦反问。外滩记者 陈贤锋/杭州、深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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